信息技术学者对信息技术与金融化研究的探索

　　邹珺，博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当代社会的信息化》（载邢贲思主编《当代世界》，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等。Email:

　　一般认为，西方工业化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10年就已经完成其金融自由化计划（Abiad et al. 2008）。如今全球金融面貌呈现出极其复杂、世界范围扩张、所有权集中和系统脆弱性等总体特征，从一些典型的事例可以看出这一点。确实，企业、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有了巨量增长。在欧洲，企业发行的金融工具数量从2003年到2015年间增长了30倍，从10亿欧元跃升到300亿欧元。与此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紧急财政救助计划诱发了公共债务水平的陡然升高。金融创新也不断增多，与影子银行业的巨大发展相呼应（Gennaioli et al. 2012）。2014年，全球影子银行业金融资产达到75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产的25%。银行业的兼并收购和集中度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一些金融机构由于其全球规模、复杂性和相互联系而被正式认定为具有“系统上的重要性”（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2014）。例如，从1996年到2012年间欧盟和美国银行系统的规模接近翻番，而且这完全是因为20家最大银行的增长所致（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 2014）。所有这些变化，都让银行部门暴露于更大的风险之下，而这些变化是在银行已经抛弃其从前的“信贷文化”、倾向于接受某种“股东价值文化”（Lazonick 2013）的更大背景之下发生的。金融部门这种不受约束的扩张，对于各种组织机构、经济体和社会而言具有多种多样的意义。为了全面反映这些变化，近些年人们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会计学等）中提出了各种金融化概念并对其进行研究。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经济的快速金融化提供了技术条件。有学者指出，讨论金融化的论著往往忽略金融市场、金融行为体和金融叙事的扩大和增多是与信息技术前所未有的扩张相伴随的。交易的数字化确实增加了全球金融产品的速度和复杂性，导致各种证券的大量出现，使金融形成新的模糊性和十分复杂的背景。因此，有必要将金融化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研究，“将技术视为全球金融事件和结局当中一个具有相关性甚至具有因果性的机制”（Lagoarde-Segot and Currie 2018）。

　　《信息技术杂志》（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是国际上信息技术及其应用领域排名靠前的学术期刊，由帕尔格拉夫·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该杂志重点关注有关信息技术和管理（包括战略、变革、基础设施、人力资源、采购、系统开发和实施、沟通、技术开发、技术前景、国家政策和标准）的最新研究，以及促进人们对研究途径和方法的理解和应用的探索。它发表来自各个学科的、多种理论和方视角的研究成果，以信息系统和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学者、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以及信息技术开发者、咨询师、软件供应商和高级IT经理人为读者，这些人希望了解与当代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最新流行经验和未来前景。近期，该杂志发表了以“金融化与信息技术”为题的两期专刊（第32卷第3期，2017年9月出版；第33卷第1期，2018年3月出版），前一期主要分析了“金融化与信息技术”相关研究的主题、问题和主要争论，后一期则探讨了多范式（multi-paradigmatic）方法对金融与信息技术研究的重要性。下面是这两期专刊的简要介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市场计算机化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非常显著。技术进步改变了金融和银行业的经济学原理。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信息技术发展到如今，从订单内容输入、交易场所到后台交易流程都已经越来越自动化。然而，尽管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巨大的技术变化，但有关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当中发生的这种转型的信息系统研究和管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少见，而这个转型向人们提出了有待研究的有关金融化经济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广泛议题。

　　《信息技术杂志》组织编辑这两期专刊的目的有三。首先，他们试图将有关复杂理论、经验和实践问题的社会科学学科（金融、信息系统、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与有关金融化（其中包含众多行为体通过不同层面和分析单元发生互动）（Krippner 2005）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其次，他们试图将金融化置于金融创新和技术的语境之下。更具体地说，他们试图考察在稳定和危机的各个时期当中，技术是如何调节和塑造金融市场的。最后，他们提议做更加多学科、跨学科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以便将那些把金融化视为一个描述变量的讨论与那些将金融化视为一个对市场、企业和投资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因果变量的讨论区分开（Casey 2012; Lapavitsas 2011; Currie and Lagoarde-Segot 2017）。

　　《信息技术杂志》这两期专刊的编者指出，“金融化”这个论题（thesis）跨越了多个社会科学学科，有着多种不同的定义。不过，相关定义的共同线索是全球性经济体中充斥着的金融化（Epstein 2005），“金融市场、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治理机构中越来越重要”（Epstein 2002, p.2）。金融化研究考察的是：如何通过改变金融市场中的关系而对个人、企业和经济体进行调节（Montgomarie and Williams 2009, p.100）；经济活动是如何受到生息资本的逻辑和规则影响的（Fine 2010, p.99）；调节是如何强加于金融公司并在多个法律和监管辖区产生影响的（Krippner 2005）。

　　金融化激起了人们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公共政策的关注（Palley 2007, p.3），因为它是个人与复杂、减少监管的全球资本市场发生互动的机制（Casey 2012, p.13）。金融化的影响和效应被认为范围极其广泛，尽管这个概念仍然“粗糙和未得到充分论述”（Lapavitsas 2011, p.611）。在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金融化占据了关键争论的中心舞台。例如，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被视为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大的长期趋势的原因（Piketty 2014）。这些研究工作超越了在金融化与经济社会问题加剧之间建立联系并寻求因果解释（Palley 2007）。在这种带有负担的争论当中，金融化将不平等与两种不同的立场——金融化造成了不平等（Lazonick 2010），或不平等造成了金融化（Saith 2011）——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金融化被视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转型的一个驱动因素（Lapavitsas 2011, p.611）。作为一种过程（process）的金融化，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相互作用，以获得对政策和结果更大的影响。这种“过程说”指出了以下三个不同的管道（conduits），金融化通过这些管道：（1）改变了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行；（2）改变了非金融公司的行为；（3）塑造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Palley 2007, p.2）。

　　越来越多关于金融化的研究承认信息技术在形成金融和金融市场未来方向过程中的重要性（Lapavitsas 2011）。但是，对于信息技术是如何改变“金融中介机构所利用的劳动技能组合”的，以及为什么要改变，人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或阐明（Lapavitsas and Dos Santos 2008）。《信息技术杂志》编者认为，这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错失的机遇，因为过去几十年持续激烈的技术变革已经使金融部门发生蜕变，交易大厅中“人”的地位已经改变，被“机器人”交易或“算法”交易所取代（Mackenzie 2015）。劳动不平等作为金融化的一种生动体现，则成了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当中更加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今，信息系统研究者遇到了一个机会，即通过考察信息技术在市场、监管者、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对有关金融化的争论作出贡献。

　　拉格亚特-塞戈（Lagoarde-Segot 2017）认为，可以将金融化描述成信息技术发展、经济减少调节、“股东价值范式”（shareholder value paradigm）崛起这三者在不同层面上的作用结果。图1显示，这三种趋势是通过下述相互关联的变化呈现出来的，这些变化正在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同时发生：

　　·在金融部门，主要变化包括金融自由化改革、金融交易高速性、投机易、证券化和影子银行业、复杂的信息网络和地缘金融。

　　·在实体部门，主要变化包括收入不平等加剧、杠杆加大、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所有权集中、股东支配地位。

　　许多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金融化深刻改变了金融、经济体、领土、机构组织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关于金融化的效应和过程的各种影响，这种学科研究文献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丰富多彩并显示出明显差异的观点。虽然目前无法对研究金融化的文献进行全面评述，但总结从以往研究中得出的主要发现是有帮助的。现有的金融化研究，可以分为四大类。

　　宏观经济研究，将金融化作为一种“金融引领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推动力来分析。这种积累体制的特点是经济体系中金融部门扩大、实际工资停滞、私人债务水平增高、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经济增长率降低和系统脆弱性增大（Stockhammer 2004; Piketty 2014; Plihon 2002; Cordonnier et al. 2015;Aglietta 2016）。最近在工业化国家进行的一系列估算显示，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形（Arcand et al.2012; Manganelli and Popov 2013; Rousseau and Wachtel 2011; Ductor and Grechyna2013）（这种估算通常显示，当信贷—GDP比率超过90%时，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便会呈反转）。两条主要的解释路线说明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第一，过度的金融发展通常会走向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的错误配置，阻碍要素生产率的提高（Cecchetti and Kharroubi 2012; Borio et al. 2016）。第二，金融部门增大，往往会经历更深刻、更频繁的经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与经济衰退相关（Reinhartand Rogoff 2009; Alessi and Detken 2014）。

　　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首席执行官们（CEOs）的报酬与绩效之间的脱节。这种特征表明，CEO市场中存在主要通过讨价还价效应操作的抽租（rent extraction）行为（Piketty et al. 2014; Frydman and Jenter2010）。这些发现回应了拉佐尼克（Lazonick2013）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强调，美国金融股票与非金融股票发行之间完全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人们普遍使用杠杆化股票回购来维持每股收益的增长和高层管理者的报酬。

　　研究金融化的社会学文献则分析了金融化对主体有关自身社会经济角色的理解的影响。这些研究证明，金融化是金融化（大规模营销的金融产品已经为大部分的人口可以利用）的结果，是强调个人责任和承担风险的特定叙事和话语的传播及金融教育的结果（Langley 2008; Blackburn 2006）。随着工人和家庭越来越卷入金融流通，“债主—欠债人”关系兴起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关系形式，普通个体越来越转变为金融主体（homo debitor，债务人）（Sokol 2017）。

　　最后，地理学文献考察了人们在金融部门所观察到的变化的空间意义。例如，索科尔（Sokol 2017）强调，金融活动集中在一个受到限制的金融中心，通过“金融链”（它们是价值转移的渠道和社会关系）的兴起而产生了新的国家—地方权力关系。政府与自由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构造被改变了，通过使政府和市场服从于金融逻辑和金融利益，二者之间的互动变得相互交织（Hendrikse and Sidaway 2010; Caprotti 2010）。另一个例子是克洛克（Cloke 2010, 2013）提出的，他认为，金融化已经导致超级资本（ultra capital）的兴起，所谓超级资本，他定义为流通资本的一种混合形式，其推动力是国家/私人监管界面上的差异被侵蚀，成为一个相邻的—金融关系空间。

　　《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Currieand Lagoarde-Segot 2017）指出，金融化与信息技术关系的重要性在研究金融化的文献中普遍被低估了，尽管人们也承认这是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Freedman 2006）。经济学和学的金融化研究更常见的是将信息技术置于“全球外包”（global outsourcing）这个主题之下，作为说明全球化的一个例子。在此，外包被视为寻求通过将信息技术资产重新分布到劳动力廉价、监管少的国家而降低劳动成本的企业的一种决策（Milberg and Winkler 2009）。多尔指出，“金融化有点像‘全球化’——一个用来指工业化国家经济中或多或少互不相连的种种结构性变化的简便词汇”（Dore 2008, p.1097）。另外一些从空间地理学角度探讨“金融化霸权”的研究论著则在四个不同的空间之中定位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源。这种研究考察了种种竞争在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和纽约）如何发生、不同的日常“货币地理”的“孤立性”、（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依赖”和“金融媒介不断增长的权力”（French, Leyshon and Thrift 2009），其中暗示了信息技术的作用。

　　这两期专刊编者（Currie and Lagoarde-Segot 2017）认为，研究金融化的文献对全球金融体系、企业和市场中的信息技术人造物（artefacts）、机制和复杂性相对而言保持沉默，与此不同，研究信息系统的论著则将信息技术置于研究的核心。研究信息系统的学者考察了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只是浅尝辄止的多个话题，如“金融市场的计算机化”（Kauffman et al. 2015; Gozman and Currie 2014）、“发展中国家（Avgerou 2008）的医疗保健和社会照料”（Braa et al. 2007）和“全球性外包”（Lacity et al. 2011）等问题。人们了解到，金融化与技术变革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铜板的两面。通过望远镜观察的金融化研究，看到了金融化如何将工业资本主义改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宏大画面，技术在此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Lapavitsas 2011）。很多研究“考察了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的全球金融领域是如何改变工业经济的基本逻辑和社会的内在运行状况的”（van der Zwan 2014, pp.99-100）。研究信息系统的学者更通常的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社会景观和组织景观，考察信息技术的采用和部署情况（Avison 1995）。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大多数并没有透过宏观社会现象描述或解释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对监管实践、市场实践和企业实践起到中介作用。

　　信息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里对许许多多行业部门（金融、医疗保健、教育、住房）产生了遍布各处的影响，为人们开展把相关主题、议题和主要争论联系起来的多学科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与研究金融化的文献结合在一起，一种多层次（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途径可以对以下问题作出更深入的分析：全社会层面上的政策制定（如金融或技术的监管、税收和制裁）将如何通过技术发挥中介作用而影响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组织和个人？有关金融化与信息技术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的缺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考察很多问题的机遇。例如，信息技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信息技术是如何被用来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技术是否改变了金融市场或金融交易的性质？金融交易在多大程度上正在被机器人技术“接管”？监管者如何与信息技术保持同步？在支持和治理金融市场方面，各国有何不同？

　　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正是新技术才使得许多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成为可能）是由推动现代工业化经济的政策和实践所形成的，而创新又起到影响这种政策和实践的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这些创新的作用（Funk and Hirschman 2014）。但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不同的，尽管两个术语在不同研究流派文献中通常被人们交替使用：“金融化涉及创造和传播新的金融工具，包括金融技术、机构和市场，以及制度的、产品的和流程的创新”（FT 2016）。同样，“技术创新由新产品、新流程和产品与流程的显著技术变化构成。如果一种创新已经被引入市场（产品创新），那么创新就已经被实施”（OECD 2016）。

　　为了说明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如何分别在金融化的经济中发挥枢纽作用，《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提供了两个例子。被他们列为金融创新的第一个例子，是“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s）。由于在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住房泡沫当中所起的作用，担保债务凭证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猛烈批判（Angelides and Thomas 2011）。第二个例子是以“高频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 HFT）形式出现的技术创新，它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发生了质变。

　　近年来，学者们研究了新出现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企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Styhre 2015）。一个创新的例子是担保债务凭证，它曾被挑出来作为对经济和更广大的社会产生有害影响的例子（Litan 2010）。一份担保债务凭证，就是一个结构化金融产品，它将能生成现金流、被重新打包成不同风险级别的资产结合在一起，将其销售给投资者。技术在担保债务凭证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技术不仅为银行之间的相互连接提供了便利，而且对监管者和投资者掩盖了隐藏的复杂性和所包含的风险（De Benedictus 2008）。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单是一家银行就可以将5000项不同的抵押汇集放入池子，成为一种担保债务凭证。购买该担保债务凭证的投资人，将得到构成该凭证的抵押的5000个借款人的利息，但面临一些借款人可能出现偿还违约的风险。汇集入池的资产（如抵押、债券和）变成了该担保债务凭证担保的债务。担保债务凭证的债权在其风险分析中属于不同的级别，优先级债权在一旦违约时首先得到担保。为了补偿其较高的违约风险，较低层级的担保债务凭证提供的票面利息较高，与之相比，拥有较高评级的凭证的票面利息则较低（Investopedia 2017）。美国大多数大银行（高盛、美国银行等）都创造并在柜台销售担保债务凭证，这些凭证并不在交易所交易，而是让人们直接从银行购买。

　　临近2008年危机时，一些银行收购了上万亿无价值的资产，其中约一半（5030亿美元）为担保债务凭证，因此金融行业面对的是大崩溃的风险（SIFMA 2010）。由于很多银行出现巨额亏损，银行间拆借市场停止，因为没有银行肯借钱给持有担保债务凭证的银行。银行业的危机导致花旗集团在抵押担保债务凭证上损失340亿美元，美林损失260亿美元。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因销售价值5000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来为担保债务凭证违约保险但却无法支付保险，因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近年来金融服务方面的一个主要创新是高频交易。高频交易是一套利用专门算法来进行的交易。通常，交易按照两种形式进行。第一，交易通常包含使用一种为了确保最优价格的程序，通过计算机算法而执行（Brogaard et al. 2014）。一单交易可能被分解为更小的片段（级别），在不同的时间执行。第二，高频交易不是执行一系列订单，而是在市场中寻找小的交易机会。据估计，美国股票交易的50%是由高频交易完成的（Nasdaq2016）。

　　研究高频交易的论著越来越多，它们考察了“高速技术”对金融交易和市场流动性的影响（Currie and Seddon 2016; Pagnotta and Philippon 2016）。高频交易是个极具争议的线年万亿美元的“闪崩”（Flash Crash）持续了36分钟，出现了股票指数（即标普500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崩溃和反弹（Kirilenko et al. 2017）。与这次事件一同出现的是迈克尔·刘易斯的畅销书《闪击者：华尔街的反抗》（Flashboys）的发表，该书认为，（金融）市场被“操纵”缺乏实证数据（因为高频交易没有得到评估），但是吸引了很多媒体公开报道，将其视为当代金融市场病态的症状。

　　到目前为止，使用实际数据而不是使用关于速度如何影响市场流动性的模拟理论模型来研究高频交易的学术研究很有限。最近的实证研究为有关高频交易对市场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争论提供了更细致的研究结果。一项研究发现，构成市场的参与者的速度提高，对市场流动性具有正面的好处（Brogaard et al. 2015）。另一项研究指出了极高和极低限价单取消作业的聚集性，观察到高频交易在不需要以中间价格执行的情况下给市场带来了效率（Blocher et al. 2016）。

　　《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Currieand Lagoarde-Segot 2017）指出，金融化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如果金融化这个概念要超越描述性的论述、走向对金融市场事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话，那么还要从实证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中介过程加以考察。上述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例子，就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一个双层的金融市场的存在，是不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潜在波动性、‘噪音’和信息扭曲、失去控制的算法和‘闪崩’”（Bell 2013, p. 1）造成的？位于一层的高频交易，因可以利用快速技术和执行交易速度较少延迟而获益。在二层操作的交易者则没有这些优势，不过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高频交易的损害，则仍是很多争论的主题（Cooper et al. 2017）。

　　确实，对于经由技术作为中介的金融化的效应和过程，需要在描述变量与因果变量之间作出区分。作为一种事态的金融化，描述的是金融如何要对与几十年前相比其在经济活动中占更大的百分比作出解释，导致一些人从描述走到因果关系解释，而没有考察实证的联系（Casey 2012）。例如，关于“过度金融化的潜在威力”（Denning 2014）的研究中，充斥着起因于金融化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例子，如收入不平等加剧（Piketty 2014）、银行太大而不能倒（Brewer and Jagtiani 2013）、任性的金融市场设计（Budish et al. 2015）和不公平的交易做法（Dolgopolov 2014），等等。事实上，很多关于金融化效应和过程的描述性讲述被人们视为因果讲述，虽然这些描述性讲述呈现的是更多提示存在关联性的论证。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人士和实际操作者往往想得到那些寻求因果解释的问题的答案，但至关重要的是，研究者要住这样的：将相关关系呈现为因果关系，登上围绕金融化展开的、具有负担的争论这艘贼船（Aït-Sa-halia and Saglam 2013; Hoffman 2014）。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市场就曾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人士、监管者、投资人和媒体的审视。衍生产品这样的金融创新被说成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尽管现在潜伏着但可能危害巨大的危险”（Buffet 2002）。在危机之后，人们就金融市场碎片化和减少监管、评级机构在评估担保债务凭证风险方面的作用、高频交易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微结构中的影响等提出了种种疑问。2010年的“闪崩”，让人们将关注点集中到这一问题：高频交易是直接造成了市场不稳定和波动，还是只是与这次有害的闪崩事件具有关联性而已（Kirilenko et al. 2014）？

　　将影响金融市场和闪崩的变量单独分离出来，是具有挑战性的。对学术研究来说，获得具有商业敏感性的金融市场交易方面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尤其成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获得大规模数据集的成本很高昂，而且还因为金融技术公司如从事高频交易的公司不愿意让第三方审查其数据。这些挑战，使研究人员难以通过“深挖”计算机化高频交易公司和算法交易公司的策略和实践，确定如何和为何人类和（或）计算机的干预被牵涉进有害的市场事件。

　　《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Currie and Lagoarde-Segot 2017）强调，他们编辑的专刊尝试将金融与信息技术之间的交接处作为问题来破解。他们认为，应当鼓励人们进行更多的研究，超越仅仅描述技术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并更进一步，深入分析利用金融和技术创新给金融化经济体系带来的复杂经济和社会后果。研究金融化的学者指出，金融体系几十年来形成的问题是多面性的。提倡自由市场、减少调节和金融市场碎片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结构性、操作方面的变化（Casey 2012），人们更容易获得信贷，家庭债务激增，对宏观经济结局和商业周期产生了影响（Palley 2007, p.16）。

　　金融化的批评者认为，金融化之后的金融是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金融首要关注的应当是通过向生产性投资输送资源而发挥中介作用（Shiller 2012）。金融市场减少监管和碎片化，使得银行可以通过创造奇异、复杂的金融工具来利用波动性和不对称信息抽取利润，专注于二级市场中的抵押。担保债务凭证和高频交易只是近年来遭到大量批评的两个例子，原因是它们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了实际的和感知到的负面影响。

　　不过，这两位编者（Currieand Lagoarde-Segot 2017）也指出，将金融化作为问题来破解，经常会由于概念的原因和实证的原因而落空。从概念上看，人们在进行论证时，常常急切地要了解如何在“从社会来看有益的投资与有害的投资之间作出区分”，这其实是一种“知识上焦虑和有着价值负担的做法”（Casey 2012, p.8）。在因果链中将种种变量联系起来的实证数据（如闪崩），已经被人们证明“从发生的时间来看可以推断出变量之间存在联系”（Casey 2012, p. 14）。但人们提出的理由通常是具有相关性，而不是具有因果性。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必须考察其数据来源的稳健性（robustness）和前后一致性，以便为据说存在的因果联系提供支持。

　　另外一些学者探讨了分析金融化时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起因于人们确定那些在生产产出与金融之间建立联系所通过的中介时遇到困难。金融化理论必须将变化置于“产业企业、银行、工人的行为之中，同时意识到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结构转型”（Lapavitsas 2011, p. 618）。金融化吸引到的赞许评论往往较少，因为机构和个人将“让钱生钱”（Denning 2014）作为优先考虑，而不是在“从社会来看具有生产性的金融”的领域中操作（Litan 2010）。

　　金融化概念的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性质，显然对信息技术研究构成了一种挑战。由于金融化的性质本身，关于它的讨论要在寻求从宏观社会视角理解金融部门变迁的研究当中进行。然而，如前所述，信息技术研究者通常习惯于通过显微镜而不是望远镜观察，以便分析信息技术的采用和分布情况。因此，信息技术研究大部分往往将技术发展的多种宏观社会影响置于一旁不顾。然而，这些影响是金融化这个概念本质上固有的。所以，将金融化输入信息技术研究领域，就要形成某种至关重要的意识，即意识到该领域存在的各种元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信息技术研究者要承认，选择相关研究问题以及用来回答问题的方法和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是受到心照不宣的范式假设影响的。

　　因此，信息技术领域的金融化研究，将为人们了解技术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当中发挥某种中介调节作用及其更广泛的影响提供崭新的机会。对于研究金融化的学科性文献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方法，加上方法上的多样化，将对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不同层面和不同分析单元的调节作用作出更好的评价。将这些不同的研究途径放在一起，将使人们更加了解金融化的各个不同方面，有助于探讨其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含混不清之处，同时对通过推动范式多样化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研究作出贡献。

　　通过将金融化与信息技术研究联系在一起，可以扩大我们对金融化的理解。然而，由于其批评性和交叉学科性，金融化也可能是一个破坏性的概念。因此，将其输入到信息技术研究，就要求人们承认，对于技术发展而言，是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范式观点进行研究的。

　　《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Lagoarde-Segotand Currie 2018）认为，布里尔和摩根（Burreland Morgan 1979）提出的范式矩阵（paradigmatic matrix）在这方面具有启发意义，可以用来强调范式假设（paradigmatic assumptions）在信息技术研究中的作用。该矩阵是根据有关科学性质和社会性质的选定假设对研究进行分类的。如图2所示，有关科学性质的假设，即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人性和方方面的假设，可以按照主观—客观这个维度来排列。

　　·本体论假设与所研究现象的本质有关：对于个体来说该现象是客观的、外在的，还是主观的，是个体思想的产物？

　　·关于方的假设与科学探索的程序有关：研究者应当寻求揭示普遍的机制，还是寻求理解人类在某个给定的情景下创造、改变和解释社会领域的方式？

　　·调节的观点（regulation view）假定社会具有内聚力和统一性，寻求解释的是为何某个特定社会往往趋于维持原样而不是解体；

　　·激进的变革观（change view）依据社会冲突和支配方式的假设对社会进行分析，寻求提出另类选择，而不是接受现状。

　　《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认为，这些范式观点决定着人们如何形成信息技术、金融、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

　　实证主义的功能主义范式认为，技术通过经济增长对整体要素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对进步具有积极影响。这种范式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认为人类进步就是资本存量的积累，技术是支撑这种积累的力量之一。例如，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罗默（Romer 1993, p.345）的说法，“任何数量的储蓄和投资、任何宏观经济微调政策、任何税收和支出激励措施，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除非它伴之以无数大大小小的、从固定系列自然资源中创造更多价值所必需的发现。”当人们将与企业i相关的标准“新增长理论”生产函数视为如下公式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

　　其中，K是整个经济中积累的“存量知识”，xi是知识之外所有投入物的向量，ki是该企业的特殊知识。该函数在ki与xi之间和ki与K之间被认为在程度上是同质的。这意味着（来自私人研发的）知识积累提供了正外部性，抵消了任何资本边际产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此，信息技术和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被视为通过促成资本积累而对人类进步作出贡献。在各种主张推动信息技术的采用和传播的研究中，人们采用了这种范式。它依据的是寻求在包括金融部门在内的所有各个经济部门提高技术密集程度的研究议程。这种范式从有利的方面看待信息技术在金融部门各种不同领域的部署利用（从移动银行到硬通货交易），因为这些技术预期将对生产率作出贡献（例如，参见Mention and Torkkelli 2014）。大多数经济学、金融与信息技术研究属于此类范式。

　　诠释范式通过将技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进行分析，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这种范式主要受到品奇和比耶克尔（Pinch and Bijker 1984）最早提出的技术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的影响。品奇和比耶克尔将技术发展作为由三个关键组成要素构成的存在来分析。

　　首先，理解一种特定的技术，要求我们识别那些在所考察技术产品开发中发挥某种作用的相关社会群体。正是这些群体（包括工程师、广告人员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对某种技术产品作出了界定。一个很重要的隐含意义是：并不存在创造某种新技术产品的“最佳方式”，因为不同社会集团会赋予某个特定产品以不同的意义。这就导致了诠释弹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即技术社会建构论的第二个组成要素。诠释弹性是指，技术设计和使用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会随其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局。由此可以推导出技术发展并不是对某个客观问题的外生性、中立的答案，而是就人造产品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定义本身形成的相关社会群体互动的结果。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第三个组成要素，是指“关闭”（closure）和稳定化的过程，这意味着，一种技术产品只有在所有社会群体认为其令人满意的时候，即就一种产品的不同意象展开的争论得到解决的时候，其最终形式才会稳定下来。当所有相关社会群体将该技术问题视为得到解决时，“关闭”据说也是“夸张的修辞说法”，也就是说，对于该技术问题本身，仍存在另外的阐述。

　　技术社会学家（Latour 1987）经常使用的这种范式，对人们如何形成有关金融与信息技术之间关系的概念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这种诠释的观点，金融市场价格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斯指出的拍卖制度那样）被发现的，而是通过由金融信息技术市场中的竞争状态决定的算法结构配置（algorithmic configurations）构造出来的。换言之，价格是“交易实践和交易发生于其中的交易结构内在固有的”（Muniesa 2014, p.61）。

　　激进人本主义范式将技术视为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服从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这种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例如，根据哈贝马斯（Habermas 1968）的观点，人类活动的理性化起到了面纱的作用，通过掩盖人们选择种种策略、利用技术和设计系统的宏观社会学利益网络（gesamtge-sell-schaftlich）而隐藏了某种形式的支配。换言之，在“理性”面具之下追求技术效率，起到了某种从意识形态上论证合理性的作用，证明有着矛盾利益的行为主体群体之间的现有权力平衡的合理性。集中关注“理性”，间接论证了现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为技术扩展提供了足够的制度架构。

　　有一种不同但相关的研究方法是埃卢尔（Ellul1964, 1977）提出的。他认为，技术的特点是“自主性、统一性、普世性、总体化、自动增长、因果进步（causal progression）和没有目的”（Ellul 1977, p.56）。这导致人类社会将追求技术效率作为高于所有其他形式潜能的优先重点事项的“技术系统”得以兴起。由于相对于其创造者（人类）而言具有自主性，技术与其说是一种目的，不如说是一种手段，它已经成为塑造社会的主要力量。这种新的“技术秩序”是被嵌入国家等制度当中的，并导致一种与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不相容的总体化社会组织的兴起：人类被贬低为“自动售货机里的小片段”（Ellul 1964, p. 135）。例如，克洛克（Cloke 2010）认为，证券化（全球金融危机起因之一）的发展，要求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网络环境的发展，这种环境的“目的是通过流通的高速性和复杂的中介化来掩盖价值、所有权和地点位置”（Cloke 2010, p.7）。信息技术在减少调节和实现国际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当中大规模部署利用，已经从“人类行为与技术产品的复杂、偶然、微妙的融合，发展到形成行为主体网络（它们是各种社交技术混合物）”（Graham 1998, p.167）。从激进人本主义观点来看，这些趋势为了资本持有者和金融行业的利益，减少了企业、公民和政策制定者的自主性，并逐渐使它们转变为金融行为主体。

　　最后，激进的结构主义范式，将技术视为一种独立演化的“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它为社会进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Lagoarde-Segot and Currie 2018）认为，这种范式植根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包括技术创新和现有生产力的变革）是一种超越文化和影响的自主性力量，技术发展是历史变革的长期决定因素。照此观点，技术发展的独立兴起是与一系列特殊的生产关系（人与生产力的关系和人与他人的关系）同时出现的。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现存生产关系被抛弃，并为新的、使生产能力得以进一步扩张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由此得出，各国的社会、道德和状况随物质生产力而变化。

　　这种通常为工业社会学家所使用的范式（Watson 1995）对分析信息技术与金融化的关系有很多启示。确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在金融市场中部署利用信息技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相对应的，这个阶段的特征是“虚拟资本”（即从流通中得出虚拟价值的资本）对生产的支配。通过把货币转化为电磁波，信息技术实现了资本流通的速度和复杂性的最大化。因此，金融利润是会计工作和技术（而不是经济）的创造：收入流并不来自实际商品的购买或销售（M—C—M 0），而是来自各种金融产品在其中以高速度进行交易所假定的现金流（Fuchs and Mosco 2016）。这种新的语境给市场参与者这样的幻觉：货币有能力自己创造价值（M—M 0），也就是说，资本积累来自物的关系，而不是来自人的关系。然而，由于这种与市场的脱节，金融资产的虚拟价值会定期发生崩溃。因此，金融市场投机者对信息技术依赖性的增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金融危机（Dumenil and Levy 2006）。

　　鉴于以上所有四种途径最终都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因此如果不依靠某种特定的世界观，要证明某种方法的优越性是不可能的（Ardalan 2008）。所以，这个启发式矩阵提供了探索技术与金融化之间的复杂联系所需要的认识论多样性。《信息技术杂志》专刊编者认为，收入两期专刊的论文（尤其是第二组，见下文）对这种信息技术研究的多样化作出了贡献，因为它们依赖于不同的学科观点和方观点。将它们放在一起，提供了在信息技术研究的语境中对金融化进行的注意细微差别的详细分析，为新的交叉学科研究铺平了道路。

　　在《跨过下一个边疆：信息通讯技术在推动信贷金融化方面的作用》一文中，丹尼尔·德鲁默等人（Drummer et al. 2017）提出了一个总的框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信息通讯技术与金融化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跟踪了前所未有的由工业资本化向金融资本化的转变之后，将研究集中到因电子交易而成为可能的直接市场准入（direct market access）议题上。他们集中关注一级资产——消费信贷，并通过结构化访谈，着眼于信息通讯技术如何使得金融行为体能够直接投资于家庭信贷这个主题，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投资者如今直接而不是通过股票经纪人就能获得股权。在市场结构因金融经济环境和监管而被改变的同时，信息通讯技术可以说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基本杠杆。新的借出模式出现了，使得有前途的借款人能够在某个网上平台发布请求，个人或机构可以决定是否把钱借给她们。去中介化的优势，已经从网络借贷平台扩大到一个由专业投资人主导的行业。也有潜在的不利方面，如借款人如果知道他们的不是由银行持有，他们可能作出较不理性的选择，导致过度负债。本文认为，市场借贷（marketplace lending）是目前和最近的将来信息通讯技术有望对金融化提供显著动力的领域。信贷业务当前正经历一场由银行借贷到网上市场借贷的转变，而这为人们提供了快速的交易执行和较低的成本。

　　马铁军和弗兰克·麦克格劳蒂（Maand McGroaty 2017）在《社交机器：最新的技术进步是怎样助力金融化的》一文中，借用“社交机器”（Social Machines）概念（Smart et al. 2014），为人们提供一个框架来把握金融系统的整体面貌。针对高频交易、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和智能移动设备等金融“社交机器”会如何影响金融系统，他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该项研究运用一种归纳性的（理论建设）途径，因为这些课题仍在经历很多动态性的、演化性的变化。他们提供了三个定性的案例研究，每个领域一个。第一个案例观察自动化交易如何搞清市场金融化进程的含义（如消费者信心），以及如何大量增加投机行为。第二个案例考察了社会网络信息的扩散和情感分析。由于互联网分享来自社交网络的信息，因此互联网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金融市场，人们运用社交媒体的方法通过群策群力提取内容。第三个案例对包含个人偏好、文化和社会背景等要素的移动互联网进行了研究。

　　迈克尔·塞尔林等人（Sieringet al. 2017）在《金融市场操纵的分类学：通过欺诈自动侦测在金融化经济中确立信任和市场诚信》一文中，讲述了目前所有已知的金融操纵背后的方法。在交易活动没有受到必要约束以监督欺诈活动的情况下，是不能任由金融化发展的。他们认为，很薄弱的监管和控制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关于各种不同的操纵方法及其特征，金融市场中盛行着令人困惑的术语，阻碍了对欺诈进行有效的侦测。通过收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讼新闻发布、欧盟基准指数监管和一次结构化文献访谈的研究数据，作者对目前的欺诈方法进行了识别。利用结构化聚集分析法，他们将25种不同的操纵方法归类为4类欺诈活动：会计欺诈、投资欺诈、内部人交易和金融工具操纵。他们的研究对如何识别每一类欺诈和各类欺诈的不同表现作了解释。如果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纳入某种决策支持系统，则可以帮助人们侦知欺诈。

　　里克·库柏、乔恩·塞顿和本·范弗利特（Cooper, Seddon and Van Vliet 2017）的论文《高频交易和金融市场中的冲突》认为，高频交易是一种新形式的金融化，其动力是计算机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他们将此称为新的行为算法化（behaviour algorithmization），以寻求利润的可编程程序为特点。他们认为，高频交易的作用是保持市场的流动性和信息方面的效率。在详细观察高频交易行为的同时，作者将这些活动与传统上从事帮助投资人金融交易即低频交易的交易经纪人的活动进行了对比。他们在美国和英国都进行了访谈，就高频交易的演变形成了一幅画面，并从最终投资者的视角考察了订单是如何执行的。他们考察了低频交易与高频交易之间的冲突，描述了市场是怎样被根本改变的，以及如今为了竞争利润所必须付出的高成本。在总结时，他们对需要如何对监管进行评估这个问题作了考察。他们指出，对于迈克尔·塞尔林等人（Siering et al. 2017）的欺诈分类法所确定的问题，要加以防止。不过他们认为，过度监管实施起来很缓慢，而且操作起来很花钱，并且可能鼓励额外的操纵。

　　马丁·哈费尔科恩等人（Haferkornet al. 2017）在《高频交易及其在碎片化中的作用》中考察了市场效率在不同的碎片化市场的影响。在分析对未投资信息技术的市场参与者是否具有积极的外溢影响这个问题时，这些作者研究了信息技术是如何影响欧洲证券市场的。如同上面提到的几篇论文一样，这篇论文也认为信息技术是金融化的关键推动因素。作者探讨了电子化市场降低成本的情况对于证券市场是否属实。他们的实证研究集中关注两个市场：巴黎的泛欧交易所（Euronext）和伦敦的泛欧洲多边交易机构（Bats Chi-X Europe）。这使得他们能证明高频交易降低了平均价格，为格里格（Gerig 2012）关于高频交易使价格更精确的预测提供了支持。他们还就人们对监管可能降低市场效率的担忧作了讨论。这篇文章考察了高度关注高频交易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的实行对高频交易的影响。作者还就有必要进行更多高频交易活动的论点展开了辩论。特别是，他们的研究表明，高频交易提高了市场效率，因为高频交易在分离的市场之间传播了价格信息。

　　在《关于计算机化时代金融信息的论文》中，斯钦库斯（Schinckus 2018）分析了金融市场的计算机化是如何影响我们收集金融价格信息的能力的。鉴于信息这个概念处于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因此这种讨论特别重要。作者认为，金融市场的日益计算机化产生了某种形式的“超现实”（hyper-reality）。这个术语借自社会学领域的文献（Baudrillard 1994），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现代社会越来越充斥种种形象、迹象、代码、符号和技术。这种情景将现实夸张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能会创造出与其原初形态分离的新现实。由此推断，已经不再有金融价格所指的“东西”。然后，作者通过说明“闪崩”对传统收集金融信息方式（技术分析、基本分析和统计方法）的影响讨论了这种现象。人们的一个重要困惑是，金融市场的算法化（algorithmization）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当事件被模拟并且被假事件取代（如闪崩不是依据某种经济现实）时，我们如何对其进行干预？作者在总结时强调了金融化的模糊性，认为有必要在对概念视角和理论视角进行新的结合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经济学的多样化。

　　格雷瑟和里秀斯（Glaser and Risius 2018）在《透明的效应：分析人们看待社会交易中交易员业绩的社会偏向》一文中，对一个社会交易（social trading）平台交易员的行为作了一次实证分析。在按日擦掉世界标准时间上午10—12点的所有交易员简介（profiles）之后，作者收集了一个从2013年6月17日至2014年1月间每一天的约3.3万交易员的简介快照构成的粗略简介数据集。随后，从每天379万次交易和约3.3万份交易员简介的最终样本中，得出了每个交易员简介的历史交易情况。接下来，作者对其进行的固定效应回归估算显示，社会交易显著强化了行为偏向。特别是，当投资人可以公开比较交易员的成功指标时，这种比较就会引起交易员对其业绩衡量指标进行修饰。这种现象，可以通过该社交平台以交易量为依据的交易员报酬模式来解释：交易员与平台经营经纪人（platform operating broker）分享从对跟随者交易（follower trades）的执行价格中强制收取的费用中获得的利润。这意味着交易员并不需要成功交易就可以赢利。这些结果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交易的发展意味着与信息效率假说（information efficiency hypothesis）进一步背离。鉴于信息效率假说是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作者呼吁对社会平台交易进行更好的监管。无论是从保护客户的观点还是从检测系统风险的观点来看，这样做都是必要的。

　　在《金融化时代的“选美”：信息行动主义和散户投资人行为》一文中，里克特和达塔（Rickett and Datta 2018）考察了沟通交流增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散户投资人的从众（herding）行为。作者使用从金融信息博客中检索到的2046份事件观察作为最终样本，考察了信息行动主义（information activism）对牛市和熊市背景下不同类别公司的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确定的经济条件下，散户投资者似乎会依赖网上信息活跃分子。研究结果还显示，反常的回报是与不确定经济条件期间的信息行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向人们提出买入建议时更经常发生（股票交易所的情况尤其如此，思路不缜密的投资人往往在这里进行大量交易）。总体上的发现支持这样的观点：金融化已经导致从赢利交易到投机交易的转变，而不是转向基本交易（fundamental trade）或商品生产（commodity production）。本文指出，金融化背景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将通过降低市场效率导致下游的损失。

　　这些研究结果，在李、范达伦和范里斯（Li,van Dalen and van Rees 2018）的《不只是噪音吗？金融市场股票微博客信息内容考察》一文中得到了回应。他们考察了股票微博客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与金融市场指数有关，以及导致信息有效汇集的机制。这篇文章的贡献，是对有关个股的股票微博客信息内容进行调研，探讨间日内（interday）和日内（intraday）的社会影响的效应。作者收集了为期7个月的120多万条与股票相关的关于标普100家公司的（推特）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信息的情绪影响着同时发生的日常反常股票回报，而信息量则预测了15分钟的跟进回报、交易量和波动性。遵循有见识的投资人建议，导致了更大的解释市场特征变化能力。这为微博客平台有效汇集信息提供了一种解释。本文说明，信息技术、社交媒体在金融市场的部署利用，通过提供新的投机机会而影响着价格建构的过程。

　　在《解决问题的三种不同方法：全国电子身份解决方案出现过程中的金融化》一文中，本·伊顿等人（Eaton et al. 2018e-ID）解决方案技术的跨国视角考察了日益增多的金融化现象。作者采用一种跨学科分析法，举出了丹麦、挪威、瑞典三个案例，包括从原始（访谈）资料和二手资料（网上来源和文件）中总结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资源相互依赖当中出现了不同的治理解决方案。作者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流程模型，并确定推动全国电子识别倡议的五个机制。国别比较方法对金融化辩论作出了贡献，因为它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观察以下问题：不同利益、资源和治理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在金融行为体和公共部门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的。尽管金融化文献关注的是不同的积累体制和企业管理方式，但本文为研究公共政策和信息技术背景下的金融化提供了启示，虽然只用了技术这一个例子，但对其他大规模的研究项目也有启示意义。

　　首先，信息技术发展在金融化过程中起到了某种工具作用。正如多项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同时影响金融市场的物理性质、价格的意义、金融行为体与监管者的相互作用——这些都是金融化的重要方面。其次，在金融市场部署利用信息技术，塑造了价格构成过程（price fabrication process）。经济信息和企业信息披露的相对较慢与人们观察到的（通过社交网络和自动交易平台发生的）市场交易的高速性这二者之间存在的明显差距，表明金融市场价格背离了（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因此，《信息技术杂志》这两期专刊引导我们重新考察主流经济学的内容，以及部署利用信息技术与社会福祉之间预期的正向相关关系。目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了解信息技术是如何与金融化相互作用的，以便不仅更好地描述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且对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作出应对。

　　总之，这两期专刊的编者认为，重视信息技术与金融化方面的一些有前景的研究问题，是有意义的。按照刘易斯和格里姆斯（Lewis and Grimes 1999）提出的分类法，他们建议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先以下述几方面的工作为基础：（1）多范式的评述（multi-paradigmatic reviews，其中，研究人员对理论家就其关于某种现象的理解所作出的假设的影响进行揭示）；（2）多范式的研究（multi-paradigmatic research，其中，研究人员同时运用不同的范式透镜，考察某种现象的不同方面）；（3）元范式的研究（meta-paradigmatic research，其中，人们在某种理论参照体系之内将不同范式的洞见联系起来）；（4）元三角论证（metatriangulation，一种从多重范式建立理论的过程）。在牢记这一点的同时，对于人们让信息技术研究超越常规的实证主义的功能主义范式而言，思考以下一系列问题看来特别有意义：

　　（1）我们如何描述金融化的技术框架的特征？是什么样的目的、问题、理论和人造物样板形成了群体成员关于金融中信息技术的思维的结构？这种思维是如何心照不宣地指导和塑造金融市场中的技术人造物的进一步发展的？这一系列的研究问题，属于“诠释范式”。

　　（2）技术发展对金融带动的积累体制（finance-led accumulation regime）的兴起作出了多大程度的贡献？我们能否将当前的金融化时代与技术强化金融机构权力并为上层资本家阶级利益服务的以往历史时期加以比较和对照？在金融市场部署利用信息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让个体金钱持有者蜕变为被动的资本家？这一系列的研究问题，属于“激进的结构主义范式”。

　　（3）金融领域的技术发展，是否影响人类的自主性和意向性？在金融市场部署利用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为金融利益和金融叙事（financial narratives）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合理性论证并导致了人类债务人（homo-debtor）的兴起？或者，信息技术能否用来让金融化退却（roll back）并使金融系统为社会的利益服务？这一系列的问题，属于“激进的人本主义范式”。

　　这两位专刊编者希望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日程发展的垫脚石，这个研究日程是跨学科性的，有着其认识论的基础，探索的是金融、信息技术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