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考虑我的历史地位，我做我的工作”——安格拉·默克尔的政治遗产（下）

“我不考虑我的历史地位，我做我的工作”——安格拉·默克尔的政治遗产（下）北京医疗保险 （） 陈季冰/文 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定会把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安格拉·默克尔放在一起作细致的对比。的确，如果撇开伊丽莎白一世、叶卡捷琳娜这样的古代世袭君主，撒切尔和默克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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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文

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定会把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安格拉·默克尔放在一起作细致的对比。的确，如果撇开伊丽莎白一世、叶卡捷琳娜这样的古代世袭君主，撒切尔和默克尔是现代民主制度之下西方最杰出的女性领导人。

但是，我们在她们两位身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共同点——

撒切尔在任何场景下都是咄咄逼人，她最喜欢的就是针锋相对，直击政治对手软肋；而默克尔感情不外露，她冷静从容、很有分寸感和亲和力地应付各种人事。

撒切尔是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斗士，善于描绘宏伟灿烂的蓝图；默克尔虽然也很有原则性，并且思路清晰，但她意识形态立场极其模糊，甚至连实施某个战略的路线图都没有，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在处理具体事务。

撒切尔是天生的领袖，演讲时激情澎湃；默克尔不善言辞，她的演讲常常令人昏昏欲睡，并且她也似乎缺乏最基本的选战技巧。作为当代欧洲最重要的领导人，她很少展现出领袖风范。她自己也一直十分抗拒外界给予她的那些越来越崇高的桂冠（某种程度上更是期许），《纽约时报》曾经这样评论她：不情愿的西方领袖。

这么说吧，任何一个商学院教授如果想要开一门“如何成为杰出领袖”的课程，都可以把安格拉·默克尔拿来当做经典的反面教材：她相貌平平，不善着装，拙于演说，缺乏魅力；她不乐于、也不善于利用媒体，从不描绘激昂慷慨的远大愿景，也没有传递出什么坚定果敢的意志力；甚至连她的政治理念究竟是什么，她做过哪些重要的决定，大多数人都说不太清楚……

这与德国特殊的政治风格有密切关系，但即便以严谨乏味的德国人的标准来衡量，默克尔也绝对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人。在当代，她就是星光熠熠的巴拉克·奥巴马和绚丽多姿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反义词。

曾经有媒体问默克尔，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她将如何看待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默克尔冷淡地回答：“我从不考虑我在历史上的角色，我做我的工作。”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默克尔留下的政治遗产的另一个侧面。

反乌托邦政治

曾有人问默克尔，谈到“德国”时，会令她想到什么？默克尔给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奇特答案：“我想到的是密封良好的窗户，其他任何国家都制造不出这么精美且密封良好的窗户。”

这是一个经典的“家庭主妇”式的即兴回答，但这其实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反乌托邦”政治理念的刻意呈现。

这既是默克尔个人的政治风格，也根植于现代德国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默克尔以自己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治文化。

在世界其他地方，无论民主体制还是威权制度，政治都是用有关梦想、伟大、英雄和乌托邦的语言来包装的。尤其是民主选举的政治框架下，在白热化的竞选中最终胜出的大多是那些高呼一句口号就能让民众热血沸腾的明星鼓动家。在那些地方，优秀领导者所必备的主要能力就是用富有感召力的方式清晰地传达一种愿景，用它来赋予自己的具体政策以意义，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这种宏伟愿景与政治上的进步主义或保守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它们有时是向前的，描绘美好未来，鼓励变革（“改变！”）；有时也可能是朝后的，缅怀逝去的黄金年代，抗拒改变或干脆要求走回头路（“让美国重新伟大！”）。

德国则不然，德国是一个告别了乌托邦的“后英雄主义社会”。

因为对过往惨痛历史的深刻反思，德国举国上下——从基层选民到上层精英——都非常警惕这套乌托邦叙事。在战后的德国，关于伟大的梦想一直是一个禁忌。战后第一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是“不做实验”，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名言”更加斩钉截铁：“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

有人开玩笑说，在德国，每一个政客都在积极地使自己的演讲变得令人昏昏欲睡，因为这样才会让那些秉性理性严谨的德国选民感觉到他们身上的责任感、清醒以及节制。

如果你看过以往德国大选的电视辩论，你会无比惊讶于激烈选战中的那些候选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炮火”。相反，他们像是在开政策座谈会。讨论的话题大多也细小而琐碎，诸如高速公路要不要收费、妇女的产假要不要延长……候选人之间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对对手的表扬和称赞，显得惺惺相惜的样子。

今年的德国大选由于选情扑朔迷离，算得上是历年来火药味最重的一次了。但在8月29日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来自基民盟拉舍特、社民党的朔尔茨、绿党的巴尔博克三位总理候选人仍然没有表现出多么强烈的“战斗精神”，以至于为了唤起观众的期待和提高收视率，主持开场就要求三位候选人阐述一下为什么另外两位不应该当选总理……即便如此也没能让三位“谦谦君子”之间爆发什么激烈的口角，更别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特朗普式的人身攻击了。

在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激情比曾经的德国更炽热，政治话语比曾经的德国更高挑。然而，众所周知，它们招致的空前绝后的灾难，不仅是德国自身的，还是全人类的。因此，二战以后的德国已经彻底重塑了自己的政治动员方式和政治话语体系。

话说回来，这种政治文化或许还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欧洲北部国家——除了最早进入现代政治的英国——的政治文化普遍都很沉闷、乏味、单调。在当代德国政坛，更中庸、更重细节、更少冒犯性观点的政治家和政党通常会比那些更善于勾画宏伟蓝图的激情洋溢的“领袖”更容易受到选民青睐。二战以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都是那些缺乏人格魅力的四平八稳的技术官僚型人士，例如来自基民盟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4年）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6年）。

不过，就算按照德国的标准，默克尔大概也是其中最乏味的那一个。在把政治搞得沉闷乏味这一点上，默克尔贯彻得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彻底。即使是在2015年夏天，默克尔毅然决定向100多万中东难民开放边境的时候，她的那句著名的话——“Wirschaf－fendas”（“我们可以做到这个”），被认为是对奥巴马的“是的！我们可以！”的呼应，但它的调门也要低得多。这更像是对国民的一种保证，而非激励，诚恳而又平实。

正因为这样，默克尔被另一些观察者认为是真正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她的低调风格和乏味言辞，降低而非抬高了所有人的期待。她深切地懂得，领导力绝不仅仅是滔滔雄辩。那些善于描绘宏伟蓝图的政治家说到底是在给自己挖坑，他们那些无法实现的蓝图会让他们面临声誉扫地的风险。而经常描绘一幅幅美好但实现不了的愿景，又一定会反过来对现有领导力造成持久的损害，看看奥巴马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吧！在普遍相信只要是提出的计划就应该不折不扣执行的德国人那里，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个到处充斥善于操控民意的民粹主义政客的时代，默克尔看起来却总是更喜欢把政治辩论变成学术讨论。对外界给自己贴上的“自由世界领袖”之类标签的近乎本能的恐惧和厌恶，充分展现了默克尔——以及她所代表的德国政治文化——对一切高姿态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是面对德国国内政治时，也延伸到她对欧洲及世界政治的态度。

即便身处顺境时，她也充满警惕。她不想当“领袖”，而愿意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在持各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当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温和的调停者。

如果有一个叫做“默克尔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话，那么它的要旨就在于：她从不许诺激动人心的“变革”，相反，她总是让选民安心地认为，已有的什么都不会失去，进一步的改善也不必要经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由于默克尔的方法太过谨慎和低调，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会有人想到要总结出这样一个“默克尔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看，今天的德国政治有点像20世纪以前的英国政治：政治目标首先避免重大灾难，然后是通过零敲碎打的政策改进取得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的进步。这种“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或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所最为反对的，便是勾画整体性的宏大蓝图，展开全民政治动员，以期推动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遗憾的是，德国人从本民族血的历史教训中学到的这种政治智慧，正在被创造它的英国（还有一脉相承的美国）轻易抛弃。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16年过去后，人们今天回头再看，德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向，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今日德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到2000年时是不可想象的。德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德国了，无论结果如何，谨慎低调的默克尔正在大胆地改变这片土地，她本人也因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样的“革命”并没有给德国民众造成过什么痛苦和不适应。

从默克尔身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重大启发：务实的政治文化往往比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文化更快地接近乌托邦主义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别无选择的选择”

2012年初春的某个上午，安格拉·默克尔在布鲁塞尔签署了一份事关紧急救援的欧盟财政协议。那段时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酵到顶峰，全球金融市场都在谈论欧元这个超主权货币体系何时将会崩溃。

当天下午，默克尔回到柏林，5点准时下班。在从总理府步行回自己公寓的路上，她顺便到超市买了一些青椒、圆白菜、橄榄和白葡萄酒……这一场景被超市里的一个顾客拍了下来，随后发表在德国《新画报》上，引起了热议。但那家超市里的营业员和其他顾客都没有把这当成一个新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早已经习以为常。

过去10年里，在一波又一波严重危机——从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中东难民潮，从英国脱欧到新冠大流行——的重压之下，德国在欧洲一直扮演着中流砥柱的稳定锚角色。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席卷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在这个欧洲中心国家似乎也掀不起多少风波。

如果你惊诧于默克尔这样一个毫无个人魅力可言的领导人是怎样领导德国达到这一切的？她在德国政坛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稳如磐石的地位？上面那个细节或许能够说明些什么。当整个世界风雨飘摇时，寻常的柏林市民看见的是他们的总理气定神闲地和自己一起在超市排队付款，他们感到了踏实。

默克尔身上有一种极为罕见的天赋，压力越大，她反而越淡定从容。之所以我称此为天赋，是因为这种秉性基本上不是后天能够习得的。有一则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默克尔的这种秉性——

1989年11月9日，一条举世震惊的新闻在电视上反复滚动播出：东德和西德的边界开放了！那年默克尔35岁，是一位生活在东柏林的物理学家。她当然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条新闻，但她并没有像许多她那个年纪的人那样，心潮澎湃地涌向柏林墙。相反，她照旧去了桑拿房，这是她每周四的惯例。在洗完桑拿后，她才步行前往离自己最近的过境通道，进入了西柏林。她在西柏林一个陌生人家里喝了几杯啤酒后，按往常的作息时间准时回家上床睡觉，而不是像其他年轻人那样涌向联邦议会大厦和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彻夜狂欢。因为第二天她还要准时上班……

多年后当她成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时，她也是以这样的冷静克制和从容不迫来治理这个本已经理性到了极致的国家。

最具有默克尔标志的政治风格，反应在她对于那些有可能酿成重大风险的政治行为的态度上。简单粗略地说，她因为厌恶风险而不情愿采取行动。就拿应对欧元危机这件事情来说，批评者们对默克尔的普遍指责就是她的行动“过少”，而且“过于迟钝”。

事实是，在绝大多数事情上，她都是这样宁愿少做不愿多做。以至于她的这种近乎变态的小心谨慎让德国人发明了一个新动词——“merkeln”，意思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决定也不作出，什么表态也不发表。最近我看到有中文作者把这个新词翻译成“默言默行”。

在许多人看来，默克尔的所有重要决定都是拖到不能再拖才不得不勉强作出的。默克尔自己的言辞也强化了这种观察，她通常会把自己的决定称为“别无选择的选择”。完全不像其他领导人，总是喜欢吹嘘自己的决定是多么主动积极，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然而奇怪的是，当默克尔说自己的某个决定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时，并不显得消极和无奈。许多德国人自然地把它理解成，这是在反复的冷静比较后选择的唯一合理的方案。

确实，在低调的政治叙事中，“别无选择的选择”或许不那么鼓舞人心，但却是最令人放心的。就像默克尔这个人一样，看起来难免“小家子气”，但却与“鲁莽”完全绝缘，一如既往的坚定和沉着。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政治家最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吗？

这给她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她的成功也显然不是偶然或走运。人们不用担心和警惕默克尔，就像担心和警惕唐纳德·特朗普和鲍里斯·约翰逊那样；人们也不必怀疑和嫉妒默克尔，就像怀疑和嫉妒奥巴马和马克龙那样。人们很明确地知道，既不必对她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也不用焦虑和担忧她会突然发出什么不可操作的指令，作出什么无法适应的突然和重大改变。

甚至连她数十年不变的发型、着装、打扮也日复一日地向外界传递着稳定的信号，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默克尔永远都是那个大家习惯了的样子。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后，默克尔的形象与德国总理似乎已经划上了等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默克尔的执政风格不像一位民选的政客，而像是一位国王，是不无道理的。在今天的德国选民心目中，她更像一位母性家长。在担任总理那么多年后，“Mutti”（妈咪）也确实是许多人对她的昵称。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曾在一篇评论中说：“没人能确切说出她的立场是什么，但是许多选民都感觉默克尔总理很可靠。”

这确实是对她执政风格的最好总结。

愿望与可行性之间的平衡

但如果认为默克尔在政治上的成功仅仅是凭借着她小心翼翼的“拖延”和从容镇定的天性的话，那可能是大错特错。默克尔只是大话说得少，大事决定的少而已，事实上，她一直在仔细地观察和思考。要说“说得少，想得多”，当今西方领导人中无人能与她相比。

在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上半年欧元区看起来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的黑暗时刻，默克尔有一次曾对当时的保加利亚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说，历史上，玛雅和其他许多文明先后都消失了。她的潜台词很明显：今日欧洲并不必然会延续下去。她说那个话的时候神情相当寻常，就好像在问鲍里索夫要不要来杯咖啡一样。

而默克尔自己曾说过，她拥有“在早期发现系统崩溃的胜任能力”。这也得益于早年在东德的生存经验。据说默克尔曾公开对布鲁塞尔的同僚说过：既然东德可以在一夜间崩塌，欧盟为什么一定不会呢？

尤其是在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以后，西方被撕裂了。默克尔更加坚信，欧洲的自由民主与和平繁荣并不是“自然规律”。她甚至还想到了更坏的结果。《明镜》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写道，默克尔在2018年对议会内基民盟成员讲述了德意志宗教改革后爆发的血腥战争。她当时说，在著名的“三十年战争”（那是一场宗教战争，抹掉了德意志地区1/3的人口）之前，欧洲已经享有超过60年的和平岁月，人们对即将爆发的史无前例的冲突毫无准备。“二战结束至今，70多年的和平过去了”……

默克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阻止它的发生。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默克尔也是最早察觉其可能蕴含的重大灾难性的少数几位领导人之一。2020年3月18日，默克尔对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从两德统一、甚至是从二战以来，我们未曾遭遇如此严峻的挑战……”

正因为拥有敏锐的嗅觉，被称为“欧洲消防指挥官”的默克尔会躲在幕后，不知疲倦地关注和研究细节。

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时，她曾亲自认真地研究军事地图；在希腊危机时，她深入研究希腊复杂而低效的养老金制度，然后一条一条拿出来和当时的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讨论。一位曾目睹她与奥巴马电话会议的幕僚形容说，“他们像是在进行一场硕士生研讨课”。至于默克尔内阁中的部长们，则对于她强大的公文细节记忆能力感到畏惧……

有人正确地指出，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影响了默克尔面对政治时候的方法：1，勤勉，且有找到答案的坚定决心；2，就事论事；3，对面前的问题进行冷静、有条不紊和符合科学的剖析；4，谨慎的、小心求证的最终结论。

《明镜》周刊还曾报道说，默克尔的总理府平均每周委托开展三次社会调查。而她任内的两项看似最大胆冒进的决策，即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宣布德国关闭并拆除所有核电站，以及2015年向100多万中东难民开放边境，都是在获得了当时充分的民意支持后作出的。

这让默克尔有时表现得像一个在民意面前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她的立场经常出现摇摆，甚至180度的大转弯。在关闭核电站、欧元区纾困、接纳难民、最低工资等几乎所有相对难以决定的事项上，她都经历从一开始坚决拒绝到最终热心拥抱的政策转向。就在10年前，默克尔还曾经尖锐批评过所谓“文化多元化”，但最近她经常赞扬移民在“丰富德国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的作用……

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态度充分展现了默克尔不为意识形态所桎梏的灵活务实的一面，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她驾轻就熟的政治手腕。

在决定行动前，她总是会先试探各方意见、并权衡所有选项；她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当前方出现重大障碍时，她会小心翼翼地绕开；她愿意耐心引导和说服选民，但如果民意的发展趋势不是理解，而是越来越多的抗拒，她就会在选民的不满转化为愤怒和敌意之前先作出让步；她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所保留，不轻易作出承诺，时刻准备抛弃不合时宜的政策。

默克尔的温和姿态背后是她强大的政治生存能力，她总是能够敏锐地嗅出潜在的威胁并在危险变成现实之前提前做出行动。当她认定这种威胁是无法抵挡的，她就做出180度的转向，把自己先前坚持的理念抛在脑后。

一位政治评论家说，如果绿党的立场可以带来帮助时，她就会成为绿党——弃核便是典型；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能带来好处时，她又会成为社会民主党——支持最低工资就是一例。她总是能够通过吸收政治对手的想法而回应选民情绪，进而将对手的拥护者转化为自己的选民，缩小对手的民意地盘。通过牢牢占据德国政治的中间温和立场，默克尔成功地使左右两翼的反对派边缘化。

令人佩服的是，默克尔并不是靠给自己披上许多终将被戳穿的政治伪装来实现这一点的，不善辞令的默克尔索性坦然地以自己朴实无华的本色示人。她既不试图迎合选民的情绪，也无意用宏大的目标去引领他们；她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像许多政客那样好高骛远或爱慕虚荣；她既不颐指气使、咄咄逼人，也不故作亲民、曲意逢迎；她非常善于为将要推出的政策设定好弹性参数，然后让人们自己作出选择——这样能够保证最终的结果不会超出她可以接受的框架……

她还很善于让反对她的人感觉到她已经充分了解他们的核心诉求，并相信她其实比他们打算支持的政客更有能力帮他们实现这些诉求……

在用人方面，默克尔也是如此。她既愿意信任下属并向他们分享权力、分担责任，但又不会“死保”任何一个出了错的人，哪怕他（她）是自己的心腹。这在对待她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基民盟前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的去职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默克尔的批评者看来，她的这些重大的妥协和权宜之计已经损害到她核心价值观，并且让基民盟失去了方向。

但事实上，作为一位极为重视客观事实的科学家，默克尔非常希望把事情研究得清楚透彻，而一旦做出决定，她会坚持不懈。但这样的情况不会，也不能太多。当所有问题都是“原则问题”时，事实上就是毫无原则。默克尔愿意为一些深层信仰而付出代价，但她深刻地明白，这需要动员足够的政治资本。环顾当今同代西方领导人，没有人能够像默克尔那样积累起如此深厚的政治资源。这正是通过她日复一日的务实与妥协换来的。

从事政治与做学问是截然不同的，成功的政治是良好愿望与现实可行性之间的完美平衡。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和实践，让默克尔与奥巴马高下立判。默克尔无声无息地从背后推动了德国的巨大“转变”。

“政治发烧时代”的最好退烧药

告别的时刻终将来到。

我认为，默克尔16年漫长统治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并不是她做了什么——事实上她没有留下太多值得铭记的丰功伟绩，而是她以什么方式去从事政治。在当今民粹主义热浪滚滚而来的西方，政治风格和政治伦理的重要性尤其凸显。简言之，沉闷乏味、缺少魅力的默克尔就是这个“政治发烧时代”最好的退烧药。

然而，正如我在本文的上篇中已经写到的那样，无论谁接替默克尔，“默克尔时代”都将难以延续，德国面临着又一次重大转向。这是因为——

默克尔带领德国稳步取得的成就提升了世人对德国的期待，就像全球媒体这些年来给予她的头衔水涨船高一样。默克尔的把所有麻烦事“拖到最后”的模糊立场和技术官僚式的审慎风格让越来越多人失望和不满，他们期待实力雄厚的德国能够就自身在西方秩序和全球化体系中的角色描绘一个清晰的愿景，并为捍卫和重塑这一秩序承担更大责任。

不做决定，在很多时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很多看似火急火燎的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动消弭。然而，的确有很多问题不可能无休止拖延。就拿欧元区的纾困来说，只要德国总理不点头，事情就必然朝崩盘方向发展。当年的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EndaKenny）曾经说：德国一开始总是否决，最后总是不得不接受。

摆在默克尔后任面前的现实就是，2021年的德国在欧盟和欧元区的重要性要比2005年大得多，这使得他们克隆和延续默克尔式的“拖延战术”的空间也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德国国内，默克尔也许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富于远见的成熟的政治家，她对于自己时代的德国选民的心理把握总体上是准确的，她的安抚也是到位的。然而现在看来，纵使是默克尔，也只是“拖延”了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在德国的滋长和爆发罢了。她的继任者将要面对的，注定是一个更加不妥协的政治操作空间。

说起来这可能也是默克尔的成就所致——这是长期持续稳定的政治所要付出的代价。由于一直陷在技术性的细节中，缺乏对大方向的政治辩论，也就是我们中国俗话说的“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目前的建制派政治力量显得暮气沉沉，缺乏生机。这给了极左和极右势力以崛起的机会，而国际上的大势则又主张了后者的势头。这种趋势在今年德国大选前的各种民调中展露无余：中间派的联盟党和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左右翼激进势力则声势高涨。

因此，沉闷乏味在政治上可能不是坏事，至少比无法实现的夸夸其谈要好，比谎言尤其好太多。但仅有沉闷乏味毕竟是不够的，说到底，默克尔只是民粹主义的“退烧药”，要想真正“治愈”民粹主义的“病根”，正确的愿景和必要的雄心是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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