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大变局下，更丰沛的全球故事该怎么讲？李东生、秦朔、许知远等把脉中国制造企业

百年之大变局下，更丰沛的全球故事该怎么讲？李东生、秦朔、许知远等把脉中国制造企业天各一方是什么意思 冯庆艳“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到底是什么？”“是力量，陛下。”这是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新书《万物生生》中展现的一组对话。时间是1784年，对话的

冯庆艳“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到底是什么？”“是力量，陛下。”这是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新书《万物生生》中展现的一组对话。时间是1784年，对话的是，詹姆斯·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时间来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书中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依然强烈。这种紧迫感深植在民族记忆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变化继续加强。

“在全球大变局中，中国制造业挑战机遇都有，”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在《万物生生》新书品鉴会现场说，“全球产业格局重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变化，都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去适应这个变化。”

大变局之下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全球经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李东生看到，从产品、商品流动的角度，以中国企业品牌产品出口的方式，可能范围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产品进口有比较高的关税。”

“全球变局下的中国制造之路”到底在哪里，这是目前困扰大部分的中国制造企业的一个普遍问题。10月26日这天，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TCL科技集团COO王成；TCL科技集团副总裁兼组织部部长傅和平；新书作者、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中信出版集团商业社社长沈家乐；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资深媒体人、《详谈》主理人李翔等，都来到北京的《万物生生》新书品鉴会现场，就此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秦朔看到，经过几十年历练，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也不太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被后起新兴制造业国家，像越南、墨西哥、印尼等取代，所以中间有相当长的抢跑时间。

不过问题也很明显，“全球有很多市场希望阻断中国制造用出口模式，进入到他们那里。这时候中国制造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既然别人把你阻断，你索性不去了。第二，它激发你更进一步的融入全球。”秦朔说。

“这时候一定要换一种思维，如果只是出口，而不能为当地创造更多的价值，别人凭什么欢迎你呢？”秦朔认为，你必须为当地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时候才欢迎你。所以这个方向上，只能是更进一步的走出去。走出去的过程，也是让自己变的更强的过程。

李翔说，两年前，他做过一个简单对比，中国领先的公司，在行业里如果对比美国的领先公司，包括欧洲的公司，市值基本上只有对方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因为中国本土领先企业，像阿里巴巴、腾讯，到老牌的制造企业，利用的是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力资源，最聪明的人被你雇佣走了，占据的是十几亿人的市场。”李翔说，“美国用的是全球人力资源、全球的专利、全球的市场。我的意思，无论有没有全球大变局，对于有雄心的企业家，必然要走向全球，利用全球资源，把你的产品卖向全球市场。”

“要想在消费电子这样快速更新的行业里常青，非常非常难，”李翔认为，要么‘上天’，比如对用户洞察、用户把握要非常到位，总能够做出满足用户需求非常炫酷的产品，早期像索尼，无论是电视还是随身听（Walkman），包括苹果iPhone，包括中国领先的移动消费电子企业，皆是如此。要么‘入地’，向产业链纵深走，比如TCL用很大决心、很大成本去做面板，“我觉得这是对不止今天新的消费电子企业（手机），对之后无论是越南、印度的企业，如果想保持常青的姿态，不被大潮淹没掉，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许知远认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是一个创造利润的公司，也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纪录片导演能够聚集的地方，这个故事可以变成更广泛的Global Story。“当这个Global Story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行业都会变的兴致盎然、魅力非凡，而且每个人都不会有孤立感，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新的巨大的故事。”

“其实我非常期待，因为中国这40年，可能是在历史上都很少见的财富积累的40年。”许知远称。

许知远接着问到：接下来的10年、20年、40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故事变成更丰沛的全球故事？

全球化路径

李翔看到，改革开放至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路径选择是相同的。“今天为止，只要还在牌桌上，无论是产品企业、品牌企业、制造业企业，就像当年TCL下了特别大的决心，进入到面板行业，秦朔老师称之为‘高投资、高风险’非常重的领域，如果不做这样的事情，你看到很多曾经已经获得所谓表面胜利的制造业企业，今天已经完全看不到。因为你做的事情是表面、非常轻、没有门槛的单纯组装工作，确实蛮难的。”李翔说。

许知远记得，2003、2004年时他在工作，他去惠州采访李东生，当时的大环境是，“中国洋溢着去追赶全球的雄心，那时中国加入WTO，甚至足球都踢进世界杯（非常意外的原因）。中国刚开始想拥抱世界，每个人想的都是世界级（world class） ，世界级很大的标杆来自于美国，每个行业都有想成为世界级的欲望，TCL是当时领先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许知远接着回忆到，“我想人类社会最终都是针对某种认同做斗争，还有某种不光彩，希望超越别人，希望有优越感，各个行业都有强烈的冲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冲动，又觉得自己与西方有明确的距离。”

“我记得当时李东生先生，一边看曾国藩，一边看杰克韦尔奇，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许知远说。

2005年，许知远第一次去越南旅行，“我去河内，河内有很多的湖，当时河内像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10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破旧的房子或者街道转角处就会出现TCL广告，对我是很喜悦的事情。”许知远说。

许知远感叹称，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企业非常了不起，他们几乎是独自面对非常陌生的环境，而缺乏其他的系统支撑。

TCL科技集团COO王成，来TCL已经24年了，其中最少一半时间跟TCL国际化、全球化业务联系在一起。2004年开始参与全球化业务，2016年才到其他的岗位，但是后面的工作也和全球化发展有关系。

“在全球化并购时，我们呛了一口水，但是我们勇敢的活下来，最后学会了游泳。最后有凤凰涅槃，在整个公司全球化业务占到非常高的比例，”王成说。

目前TCL海外销售额已经占了整体营收的52%。

王成说，“前两年，很多朋友问我，你们TCL收购的海外业务还在做吗？我告诉他现在做的非常好，而且每年赚不少钱。”

“最近一两年因为疫情，有一些逆全球化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王成表示，“TCL全球化的道路至今也没有停，我们判断，以前的贸易规则可能不再适应以后的业务发展。”

王成称，基于上述判断，过去几年，TCL在越南扩大了生产基地，在印度新建了产业园，建立液晶模组和一体化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在拉美的业务版图，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在巴西、阿根廷，成立了有非常强影响力的合资公司，也建立了TCL生产的逻辑。同样，在墨西哥、在波兰等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把TCL产业链更深的融到当地去。

“这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我们希望把中国产业链的优势带出去，能有当地的生产制造、研发、交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创造经济的发展，也为当地的人民贡献一个好的品牌的选择，和更加丰富更加高品质的产品的选择。”王成说。

王成认为，这个过程，需要一批像TCL一样具有产业链优势的公司，能更多参与到国际的新规则制定中去，为中国制造的强大奉献更多力量。“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可能就是中国人的全球化。”

在变化中依靠创新活下去

“变革是企业的永恒主题，”秦朔引用管理学家拉姆·查兰的话称，技术推动的变革可能是一种恩赐(blessing)，也可能是一种诅咒(curse)。比如手机产业的变革对三星是blessing，对诺基亚和索尼就是curse。重要的不是回避变革，或被动“应对”外界的变化，而是要从变化中获得机会，主动出击，才能在变化中活下去。

TCL的整个变革过程，尤其是在华星光电的创立，以及后来收购中环集团的过程中，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风险极大，为什么要知难而上？

秦朔感悟到，李东生的基因，属于改革开放后毕业的中国第一批理工男，在他内心深处，只有通过产业突破以及产业突破的牵引，企业变革不是简单的一般性的某个具体的变革，而是能够带来整个企业深层次动力的提升。

“他考虑的产业变革都不是一两年的问题，都是考虑的非常长远，可能考虑的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秦朔说。

傅和平目前是TCL科技集团副总裁兼组织部部长，她回忆到，“我亲身经历且参与程度最深的是，李董发起的2017年最新一轮的变革。这一轮的变革是TCL面临千亿魔咒，到这个阶段规模就上不去了，大的企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傅和平称，这一轮的变革从战略和业务开始重新聚焦主航道，清理了非主营的业务。按照不同的业务，梳理不同的业务和管理逻辑，然后推动组织的变革、文化的变革。使得这个千亿级的企业，在体量比较大的情况下，重新焕发活力。

“过去总部和企业，上级和下级之间，在大企业中存在博弈，经过两年变革，大家的追求更高了。现在开会，企业向总部来汇报经营计划、战略规划的时候，提的目标都非常高，总部去挑战的不是高目标，而是你能不能做到。”傅和平举例说，“从经营结果来看，我们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算是打破了千亿魔咒。”

中信出版集团商业社社长沈家乐认为，过去40年，TCL的成长是在无数失败和成功中交错行进，而李东生也是在这些艰难挑战的煎熬中慢慢升华。

“2012年，我们团队负责出版《鹰的重生》，那是TCL30岁生日。在那个时间点，TCL经历了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至暗时刻，并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获得了鹰的重生，”沈家乐说。

沈家乐看到TCL从事制造业的艰辛和荣耀，“从普通的电子产品一直做到高世代显示面板，从一个低端制造业企业进化成高端的先进制造业代表，从当年惠州起家的一家小企业，即将成长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一次次的惊险跳跃中，TCL不光成就了自我，也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标杆。”

“TCL初创时，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的1981年，当时是短缺经济，什么都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只要敢去做，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市场是巨大的。”李东生回忆到。

李东生认为，当时的企业能走到今天的凤毛麟角。能走得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忘初心，坚毅前行，要抵御外部各种诱惑，要能够坚定的面对不同困难。

李东生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处于初创阶段，只要敢去干，努力干，就会成功。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这个阶段企业发展就要更多导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建立一个更规范、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就要从企业家自己的能力，过渡到企业的能力、系统的能力。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从应对国内竞争，要转变提高到面对全球竞争；第四个阶段是过去十年产业的转型升级。

“经过30年发展，中国经济和企业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竞争对手已经不一样，我们可以，也必须拿全球领先企业作为标杆。”李东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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