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刚：消费结构升级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2000年以后，随着温饱型小康的实现，城镇化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主要机制。报告，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列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经济社会载体，强调“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列一个方面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的改革。一段时间来，有关城镇化建设的研究在繁荣中快速深化，但也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角度看和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内涵，相关政策也应以此为基本取向做出安排。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着力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以“住、行、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发展，将持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

　　仅在行政区划内谋划城镇化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且不利于优化资源的空间布局。突破行政区划展开城镇化建设，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突破长期形成的本地利益思维，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和规划区域发展。

　　2000年以后，随着温饱型小康的实现，城镇化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主要机制。报告，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列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经济社会载体，强调“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列一个方面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的改革。一段时间来，有关城镇化建设的研究在繁荣中快速深化，但也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城镇化”范畴的界定，直接关系着对城镇化的理解和研究取向。从已有文献看，“城镇化”的界定主要从人口角度展开，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各城镇的居住人口增加和城镇数量的增加，通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率。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的过程。主要表现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人口减少的同时，从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生产活动中的人口增加。三是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主要表现是，在某些特定地理空间内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些界定虽然能够从一国总人口从事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特点上界定城镇化的内涵，度量该国的人口城镇化程度，但也存在着诸多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毋庸赘述，以人口的户籍、居住地和从业等状态来界定城镇化在理论上是不周全的，在逻辑上是难以贯彻到底的。

　　要弄清“城镇化”的真实含义，既需从城镇与农村的差别入手，也需考虑到人们的各项需求满足程度。一方面，地理区位和产业状态不是决定城镇与农村差别的最主要的社会条件。世界各国和地区中，现存的许多城镇在历史上属于农村，沙漠中准格尔盆地的油田也非城镇，如此等等，众多事实透明了这一关系。另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差异不是决定城镇和农村差别的最主要社会条件。不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满足“吃、穿、用”需求外，也都有着教育、文化、医疗、居住、交通、通讯、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其中的“人”，不论是以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户籍制度差别和在产业中的就业状况等来界定，还是以人口聚集程度、收入水平高低等来界定都有失偏颇。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角度看和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内涵，相关政策也应以此为基本取向做出安排。如果说温饱型小康主要解决了城乡居民的“吃、穿、用”需求的话，那么，解决城乡居民在“住、行、学”方面的需求，就是实现全面小康在消费结构升级方面的主要内容。

　　新型城镇化的“新”在哪里？与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之“新”有三层含义：第一，它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导向，因此，这种城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要求，是真真切切的民生工程。第二，它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主动推进的战略性举措，因此，这种城镇化体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建立在认识世界基础上的改造世界的工程。第三，它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展开，不仅是一个资源按照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重新配置的大调整过程，而且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系统工程。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着力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面板数据分析，一些人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只有制造业的3/4（甚至更低），由此，强调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能力将持续降低。一旦这种情形果真成为现实，不仅城镇化的进程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由此，需要深入予以分析。

　　西方增长经济学主要从供给角度研究了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创造GDP中的贡献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等问题。但在实践中，任何的市场总由供求双方的交易所形成，由此，仅仅讨论供给状况是不够的。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尤为如此。从一种产品（或服务，下同）看，假定生产的供给能力为120、需求仅有100，在不考虑需求弹性和由出口引致的需求空间扩大的条件下，这种产品的增长空间已近为零；与此不同，如果一种产品的供给能力为30、需求为100，则这种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的扩大至少还有70的空间（虽然它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填平这一供求缺口）。一种产品的增长空间是如此，各种产品的增长空间也是如此。这说明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实际上是由产品的供求缺口决定。

　　“住、行、学”的主要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尚处于有着较大供求缺口的市场格局中，但它的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大部分产品已处于供过于求的制造业，这种状况与市场机制的内在机理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从理论上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供不应求的产品价格上行，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下行。所谓“供不应求的产品价格上行”，是指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价格上行引致这些产品的供给方利润增加；由于利润较为丰厚，使得社会资本向这些产品的生产集中，增加它们的供给能力。所谓“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下行”，是指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价格下行引致这些产品的供给方利润减少；由于利润下行，使得这些产品供给方将资本转投向那些利润较高的产品生产。从这种对比关系中不难看出，前者的经济效益应当高于后者。但在中国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住、行、学”的经济效益低于制造业的现象，其主要成因在于体制机制的制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诸如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和体育等中大部分服务迄今依然以公益性为政策界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忽视了由城乡居民多层次消费结构所需求的多层次市场供给格局的发展要求。

　　从高端服务业起步展开市场化运作，在缓解供求缺口矛盾的同时，展示服务业的经济效益，这一路径选择对于文化、媒体、医疗、保健和体育等也是可以考虑的。在此条件下，随着高端供求缺口的缓解，市场方式的运作逐步向高中端、中端和中低端等层面展开，多层次的服务市场体系将在推进中形成。城镇化中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也将展现它在支持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在研讨城镇化中，许多人将目光集中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方面，对人口聚集过程中的城镇人口收敛机制探讨较少。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如果仅靠行政机制（包括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在城镇的落户，从本世纪以来的实践状况看，在户籍制度和行政机制功能弱化的条件下，其效能是极为有限的。突出的现象是，诸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户籍人口数量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不论从研讨上看还是从实践中看，人们较多地从横向角度展开比较，似乎在城镇化发展过程各个城市循着平面展开的路径而发展。但从客观条件和实际进程上看，全国各个城市的城镇化是按照纵向多层次的路径展开的。由此，将研讨重心仅仅放在人口转移方面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探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数量的收敛机制，以使得城镇化的各项政策措施与此相对应。

　　城镇化是一个人口流动的过程。人口流动至少带动着五个相互关联的资源流量：消费流、劳力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这些资源流量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变化，最终将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即消费者对居住地的意愿选择和居住地的消费成本。其中，在消费者对居住地选择意愿明确的条件下，能否将意愿转化为现实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居住地的消费成本。在收入水平（或家庭财富）足以支付意愿居住地的消费成本的场合，消费者将选择迁徙到该地居住，否则，即便有意愿也难以实现。一个城市的消费成本高低直接制约着意愿在此居住的人口流入数量，由于任一城市的地理空间有限，随着大量人口流入，必然在供不应求的机制作用下引致消费成本上升，由此，抑制新增人口的流入；同时，原先在某个城市居住的消费者，在收入（或家庭财富）难以支付该地消费成本之后，就可能因生活压力而产生外移到他地生活的要求（毕竟人们的生活是受外部条件制约的）。在这种人口进出流动过程中，城市人口数量在消费成本的制约下将趋于收敛。

　　城镇群并非简单按照地理相近而人为划定。它的内在机制是各城镇相互间经济社会生活的紧密程度。要形成有着内在密切关联的经济社会生活城镇群，就必须建立城镇之间的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从而，形成分工合理、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较高的经济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层次的社会生系。

　　要建立一小时经济圈，形成多层次经济社会生系，仅在行政区划内谋划城镇化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且不利于优化资源的空间布局。行政区划不仅是一个空间范畴，而且与行政、财政及其他相关经济社会活动相联系。在中国现有的行政、财政格局下，省、市、县等各有自己的行政和财政界限。如果各自都按照行政区划进行城镇化建设，则无异于画地为牢，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功能雷同且“大而全”、“小而全”的城镇，既低水平重复，又不利于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更难以形成多层次经济社会生系。突破行政区划展开城镇化建设，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突破长期形成的本地利益思维，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和规划区域发展。例如，北京在信息、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交通和高科技等方面有着全国领先优势，但又苦于地理空间有限，难以充分展开。在城镇化建设中，可以通过与天津、河北等地的协调，利用这些地方的地理空间，拓展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和发展北京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也有利于充分发挥这些产业在带动渤海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作用，给天津和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展开城镇化建设，必须综合运用产业区域梯度推移理论、区域布局和比较优势理论以及空间经济理论等原理揭示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在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各地政府部门解放思想，树立大局观，统筹协调各类关系，由此，在城镇化建设中，一方面改善“住、行、学”的供求短缺状况，提高城乡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消费需求满足程度，另一方面，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全面小康奠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