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的消费主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费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盛行。随着消费主义的不断蔓延，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也成为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透过消费主义文化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背后的实质、根源、逻辑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剖析和批判，为我们深入理解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现实根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首先，社会控制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实质。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tard)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所消费的对象不只是被视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和劳务，而且是被看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认同。这样，人们的消费实际上就已经偏离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本来的真正需求的轨道。人们不再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自身的需要出发进行消费，而是不断地追求被制造出来和被刺激起来的的满足。因而，这种需求实际上是一种被制造和刺激起来的“虚假需求”，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一种异化了的消费。

　　其次，价值理性的失落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近代以来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为消费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大规模的机械化大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为社会生产出大量的可供消费的物质产品。

　　然而，我们因此把责任简单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然是失之偏颇。因为，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是近代以来人类科技理性的无度张扬和人的占有无限膨胀的结果，科学技术沦为一种工具，从而导致物对人的统治。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到波德里亚的商品的“符号价值”，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异化、物化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个人在消费领域中的异化、物化，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价值理性的日益失落，而价值理性失落的结果就是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在科学技术凯歌行进的过程中，人们盲目地相信，只要凭借着科技术的进步就必然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幸福。只要凭借着科技术的进步，人类就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中无限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莱斯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中提出，工具理性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教上帝创世说，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力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 [4](P27)工具理性的核心就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控制自然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获得更多的商品。马尔库塞则通过改造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把理性分为批判理性（辩证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形式理性）。马尔库塞把批判理性作为真正的理性，它代表真理，以人本身为目的；工具理性被贬斥为意识形态，它不是真理，是“统治的逻辑”、压迫的工具，它具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顺从主义的特征。

　　再次，人的奴役与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后果。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不只是单一的人与消费品的二律背反，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多方面的深度矛盾。人们在追求消费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更多的自由和快乐，而是陷入到更深的痛苦之中，是所受奴役的加深。整个社会对于消费的无限的狂热追逐，也必然带来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环，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马尔库塞就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们陶醉于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下，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追求时尚，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所恨的东西，许多人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没有了对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终极关怀。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物质和精神成为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候。”[5](P19)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是在进步，但“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6](P82)以至于造成这个一个二律背反的世界，“人类已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尽管这个世界是被人们自己的知识和劳动所创造的，但已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与其内在需要相对立的异己的世界。”[7](P31)

　　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波及全球以来，人们都在试图寻找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源，追究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场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宽松的信贷条件和日益膨胀的住房泡沫，华尔街对金融衍生品的滥用，监管机构的失职与政策的失误，投资者的贪婪无度等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然而，在这些具体的、直接性原因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更深层次的根源，如果从经济制度角度来看，那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生了严重问题。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则是美国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恶果。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在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韦伯认为，新往往把做好世俗职业工作视为自己已为上帝“预选”获救的确证，认为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因而，新们能够做到勤勉工作，勤俭节约，杜绝享乐，以至禁欲，这种精神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依靠着这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那么，西方资本主义这种“节俭主义”又是如何步入到“消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应该说，消费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科技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本追求不断增殖的本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文化的日益世俗化，这些都为消费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沃土。

　　在美国，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第二次工业”使资本主义迎来又一次高速发展。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更为引人瞩目。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居世界第一位。工业开始取代农业成为美国国民财富最主要的来源。在不断涌现的科技发明的推动下，美国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顺利地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成为雄居世界的现代工业强国。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开始发生了变化，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美国当时上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耽于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奢侈地消费。

　　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提出了供给过剩是由于人们消费不足引起的理论。受其影响，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始终认定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积累储蓄增多，用于消费的资金减少，产品滞销，就会影响再生产，从而导致大量失业，出现经济衰退；如果能够有一个持续的消费市场，生产就可以持续进行，有效解决就业，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世纪之初，当美国经济先后受到高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打击后，为了保持经济发展，防止经济衰退，很自然又重拾这一“法宝”。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进行了13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低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的1%，房屋利率也随之下降到5%以下。其结果是，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国外资金来认购美国国债和各种债劵，另一方面也直接刺激了民众的投资热潮，普通民众在超低利率下通过银行纷纷加入到购房者的行列当中，从而进一步吹大了美国房地产的泡沫，美国房价从1996年到2006年间飞涨了大约85%，这就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消费主义的盛行必然滋长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在消费主义社会，人们对于财富、金钱、利润的追求有着更加强烈的。华尔街投资者、金融家们在利润至上原则的驱使下，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过度的金融创新，制造出大量金融衍生产品，投机行为十分盛行。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就认为，衍生工具是金融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正常情况下，银行只给信用度较高的人提供赚取相应的利润。但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抵押公司开始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开放，并且纷纷推出各种创意性，如零头款也就是只还利息不需头款以吸引更多的次级者。2001年全美国次级总额为1600亿美元，到2008年已达到1万2千亿美元，中等质量则有3万亿美元。抵押公司放出后，进一步将房屋的合约卖给投资银行，后者将它们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在华尔街市场公开发售。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蕴含大量的利润，因此美国许多金融机构，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购买美国的次级债券。这样，这种金融衍生品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一旦美国房地产的泡沫破裂，马上引发影响全球的金融大海啸。

　　政府机构的宽松的信贷环境，华尔街的贪婪，正迎合了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主义文化心理，大大地刺激了普通民众的消费。于是，长期接受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美国民众很快掀起了购房浪潮，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到2007年，70%的美国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

　　美国历来鼓励民众多消费，少储蓄。有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进入新世纪后，则开始超过70%。2007年，甚至高达86%，全国净储蓄率则从上世纪80年代的9%左右一直下降到-1.7%。当年，美国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合计高达33万亿美元，是GDP的2.3倍，折合人均负债11万美元。而且，近年来全世界约70%-80%的新增债务都来自于美国，从而使其金融债务与GDP的比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21%一直飚升到了2007年的116%。[12]

　　美国借贷消费最初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1856年，当时美国最大的缝纫机公司I.M.Singer公司首先提出分期付款方案，使该公司的销售额迅速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末，分期付款或者说按揭也越来来越普遍。“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上升到70亿美元。1930年那一年中，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音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 [13]借贷消费就这样在美国社会扎下了根。今日的美国，人人手中都拥有数张信用卡，人们似乎已完全习惯于这种债台高筑的治家理念和生活方式。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消费主义文化恰好相反，我们历来主张勤俭持家，讲究量入为出。全球性危机使中国出口受挫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当鼓励消费，拉动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他们认为主张遏制中国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滋长其实是在做“无用功”，甚至是“不合时宜”。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区分合理消费与“消费主义”，清醒地认清当前中国消费现状，建立起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消费生活方式。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它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生产，解决人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需要。人类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往往取决于人类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状况。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人们的消费也只可能是最基本的生存消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消费对象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消费至上为原则，以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为目的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所形成的需求，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消费主义常常与享乐主义结合在一起，消费主义与享受乐主义犹如一对亲兄弟。因此，消费本身是一种客观的行为活动，而消费主义则是带上了某种价值偏向，两者并不能相等同，特别是不要把本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归属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异化了的消费活动和行为。

　　当前中国消费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境况：一方面，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不适应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消费主义在中国滋生和蔓延的危险。

　　与“美国老太太”习惯于“拿未来的钱过现在的生活”相反，“中国老太太”则是“花过去的钱过未来的生活”。据统计，中国2006年的储蓄水平为54％，比世界平均储蓄水平22％高出近1.5倍。2008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亿元。在中国过去持续30年的发展中，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很低，不到40％，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断攀升的高储蓄率带动了高投资率，所以呈现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但这样一种模式显然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4]当然，决定中国人消费观念的因素很多，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收入结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滞后，使得中国家庭不敢轻易消费，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我们主张警惕和遏制消费主义，决不意味着不要消费，决不能因噎废食，更要注意把握正常消费行为与消费主义的界限，不要把消费主义扩大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18](P74)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且，适度地超前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符合个人消费曲线规律即当青年时期最需要消费时却最没有经济实力，而当中老年时期有经济实力时，消费需要相对降低。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消费品开始出现供过于求，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消费对于生产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政府也开始推出“刺激消费”的政策，此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额直线下降，政府也积极推出各项政策，拉动内需，以刺激经济发展。

　　我们主张刺激消费，但决不意味着我们要走消费主义的道路。相反，我们要在刺激消费的同时，更要对消费行为予以正确引导，树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健康文明科学的消费方式。西方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早已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消费主义被认为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诱因，已成为学者所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一向主张消费是为了人的发展，而不是使人物化，使人受到物的奴役。因此，我们必须坚决铺张浪费、攀比消费、炫耀性消费等不良风气，对于消费主义倾向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