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服务与可持续消费你了解多少呢

　　全民基本服务（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ａｓ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以下简称“ＵＢＳ”，也即“普遍基本服务”）的理念最初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它源于英国人对“全民基本收入”（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ａｓｉｃｉｎｃｏｍｅ，以下简称“ＵＢＩ”）计划作为解决贫困和福利国家退化问题的一种方式的日益广泛的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支持ＵＢＩ的呼声越来越高，理由是它能够减轻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痛苦。而ＵＢＳ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途径，虽然它和ＵＢＩ有着一些相同的目标，但所嵌入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且具有广泛且不同的实际意义。它试图恢复和发展那些曾经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建设行动的集体理想。它代表了一种公众和共享的，而非私人和个体的消费形式。

　　我探讨这样一个假设：ＵＢＳ作为一个政策和实践框架，能为建立“可持续消费走廊”这一任务做出有益的贡献。我用“走廊”来表示最低消费水平和最高消费水平之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人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过上美好生活，并且不只是这一代人的美好生活，也包括以后世代的美好生活。

　　它的目标是实现所有人在现在和将来的安全和正义；它面临的挑战是去识别这些限制，并思考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这些限制。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消费走廊”概念和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提出的，介乎社会基础和生态天花板之间的“安全和公正的人类空间”概念密切相关，但更关注人类生活质量和确保获得生活必需品或满足“受保护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ＵＢＳ的概念当然可以用多种方式来阐释。我们从后往前解释概念的每一部分，“服务”是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集体产生的活动。服务与“产品”的区别在于，服务是一种无法与其生产者相分离的特定活动，并且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物质产品和基础设施也是满足各类需要之服务所不可或缺的。所谓“基本的”服务，强调的是那些能够让人们满足自身需要所必要而充分的活动。它们不仅是生存的最低限度，也是参与社会活动和实现健康幸福所必需的。“全民”传递的想法是，所有的公民或者居民都有权利获得充足的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不论其是否有支付能力。

　　按照这样的定义，ＵＢＳ包括了在许多国家早已存在的服务，如教育和医疗服务。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践中大力推广这种做法，既提高现有服务的质量，又把服务拓展到诸如住房、交通和照护等新领域，使人人都能获得生活必需品。

　　对ＵＢＳ的支持建立在两个关键原则上：共同需要和集体责任。它认为人类都有同样的一组基本需要，为了生存和发展、独立思考，以及参与社会生活，这些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可行能力理论和人类需要理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哲学家努斯鲍姆描述了三个“核心”能力，即归属、身体完整和实践理性。

　　多亚尔和高夫指出作为基本人类需要的健康和关键自主权是社会参与的前提条件。这个主题在迪朱利奥和德菲拉，最近关于“受保护的需要”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呼应。有几个因素可以将人类需要从和偏好中区分出来。首先，需要的普遍性是跨越时空的。虽然在怎样加以满足的细节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差异，但是这些需要的满足总离不开一些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特定“需要满足因素”，尽管这些因素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在需要理论的学者们看来，这些因素分别是水、营养、住所、安全且不受威胁的工作、教育、医疗卫生、安全的童年、重要的基本关系、人身和经济安全，以及安全的环境。最近，在确定“实现人类基本福祉的一组普遍的、不可或缺的和基本的物质条件”时还发现，人类基本福祉的条件还应包括获得机动交通和信息与通信。

　　还有一种情况是将照护也作为一种类型的需要满足因素，虽然它还只是隐含在前述清单中。其次，需要之间是无法相互替换的（比如说，缺水和无家可归的问题无法通过给予更多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来解决）。这些需要都是实现人类基本福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对可持续消费走廊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这些需要在本质上是可以满足的；在超过一定限度后，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工作或者更多的保障都不会起作用，甚至会带来伤害。

　　当需要的满足到达“充分”的程度时，会出现一个拐点，在它之后，不断升级的消费被抑制，而这种消费是与满足消费者的有关的，并可能存在突破地球环境安全边界的危险。对需要和充分标准的关注使得ＵＢＳ和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共同致力于满足当下的需要而不牺牲未来世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为了讨论的目的，我们可以将这些基于历史和文化期望以及满足需要的条件所产生的需要分成三类。

　　第一类需要是那些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市场交易来满足的需要，比如食物和衣服。社会保护计划对于确保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收入去进行这样的交易至关重要。以食物为例，相关的公共政策必须为所有人保障食物的质量和可及性。

　　第二类需要则是那些许多人（但并非所有人）都能通过直接的支付来满足的，比如住房和交通。这些需要往往涉及数量可观的物质基础设施，并且不受管制的市场几乎不可能确保公平而充足的分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成本越高，就会有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无力享受这些服务。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在于让这些服务变得所有人都负担得起、可获得且服务本身具有足够的质量。

　　第三类需要是很少有人能自己满足，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他人帮助才能满足的。仅凭个人去获取和支付这些需要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比如教育和医疗。儿童照顾和的社会照护既可以归入第二类需要，也可归入第三类需要，因国家和家庭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取决于消费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来自家庭的而非商品化的照护，以及对非正式照护者的社会和财务影响。

　　在全部这三类需要中，履行一定程度的集体责任是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的唯一方式。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正如涂尔干所言，人“如果无法达成一致，进而相互做出牺牲，就无法共同生活，并以一种强健持久的方式与他人结合在一起”。“消费走廊”的概念只能通过社会责任来实现，既要让人人都能“获得过上美好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态和社会资源”，也要为了这个目标限制个人的过度占有。

　　ＵＢＳ为履行集体责任以满足共同需要提供了一个框架，它关注的重点是服务而非金钱和财货。它涉及整合资源、分担风险，以及（通过政府机构）对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进行集体投资以服务公共利益。因此，这个议程主要涉及公共或社会消费而非私人消费：服务被所有需要它的人所获得，并受全额或部分税收所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公共和私人消费是相互关联的。满足共同需要的集体服务相当于一种社会收入，可以代替自费的支出。这给个人和家庭留下了更多可支配现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用于满足上述的第一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