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科综述 18 王宁：消费社会学研究综述

　　过去的4年（2011—2014年）是国内消费社会学研究快速推进、成果丰硕的4年。一方面，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学术著作，以及一批对消费社会学学科进行理论和方反思的论文，代表着消费社会学基础理论的扎实推进；另一方面，有关消费社会学的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得到实质性发展，学者们扎扎实实地从事调查和田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定量数据和田野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消费社会学的各种研究主题。具体来说，学者们在这4年期间的研究主要围绕下面十个主题展开。

　　消费社会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门分支学科，国内的学者在从事国内的消费现象的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但也会带来一些弊病，如：用西方的理论来“裁剪”或“切割”中国的现实。有鉴于此，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学术反思。

　　朱迪（2012a）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消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实证研究，缺乏相关理论的建构。在理解中国的消费问题上，不得不依赖传统的西方理论。她倡导一种“批判”和“发展”的眼光来应用西方理论。她主张在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互动的全球化理论的框架中来解释消费行为。她的著作《品味与物质：当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2013）就是贯彻这一理念的杰作。

　　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来“裁剪”中国现实的一个例子是国内关于中国的消费主义的研究。据朱迪（2012a）的观察，很多国内的文献将在中国新出现的消费现象盲目地归结为“消费主义”。她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起源和发展于西方且具有争议的名词。用这样一个语义含混的概念来指涉中国的各种新兴、复杂的消费现象，显得过于简单化。无独有偶，吴金海(2012)也对国内关于消费主义研究中的简单的“贴标签”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由于国内学界倾向于对“消费主义”赋予强烈的道德贬义，中国消费社会研究呈现单一的批判基调，现实中千姿百态的消费现象在许多学者眼里几乎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国内一些学者习惯于把消费主义视为外来物，同时立足于自身传统“节俭”或“禁欲”的价值观立场，认为作为“外来物”的消费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他认为，中国学术界对消费主义的理解上出现了典型的“过敏”症状。如果不能克服“过敏症”，那么，对消费主义的批评将会变得苍白无力。

　　当然，强调学者要避免简单地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现实，并不是说学者就可以完全撇开西方的理论或文献。事实上，理论只存在“好”与“坏”之分，不存在“中”与“外”之分。有鉴于此，王宁（2013）在与西方的“消费自主性”这个主流研究范式的对话中，提出“消费嵌入性”的研究范式。他认为，消费的自主性和消费的脆弱性是现代消费生活的两个基本特点。但是，在消费研究的主流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消费的自主性” 范式。这一范式忽略了现代社会中由系统所引发的消费的脆弱性。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消费的脆弱性，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研究范式。他提出“消费嵌入性” 的研究范式，并将其运用于分析中国的消费实践（王宁，2014a）。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研究消费，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响应（方劲，2012；赵卫华，2014；林晓珊、张翼，2014）。方劲（2012）也提出，要从制度不确定性的视角来研究消费。

　　对消费社会学理论的反思还体现在对西方消费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例如，波德里亚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郑震，2014）。对布迪厄和鲍曼的消费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朱伟珏，2012a,2012b；汪冬冬，2013）。关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的研究也取得显著成果（闫方洁，2012）。

　　学者们对消费社会学视角的解释力也进行了反思，并试图把消费社会学的视角扩展到分析一些表面上似乎同消费没有关系的现象。张敦福与吴玉彬（2012）就试图运用消费社会学视角来对有关工人阶级意识研究进行新综合。文军与罗峰（2014）则试图从消费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现象。

　　除了对消费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学者们还从方角度对消费社会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例如，朱迪（2012b）对混合研究方法进行了方反思。她以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研究为例，详细阐述了该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原因、目的、方、具体研究策略及其应用。

　　消费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之一，是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它关注的问题是：消费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什么作用？消费社会有什么性质和特征？其后果是什么？

　　在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生产主义视角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生产主义视角对社会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仍然留下了解释的盲点。如果采取消费的视角，那么，这些盲点就可以克服。例如，李新宽（2013）就运用消费的视角来分析世界历史何以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张敦福、段媛媛（2012）分析了西方消费社会的形成、性质及其社会后果，揭示了社会物质化以后人与人社会关系贫乏的结果。

　　学者们也意识到，消费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只要奉行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发展阶段。就中国来说，消费社会的到来，同样不可避免(莫少群，2012)。 但消费社会是一个令人好恶交织的社会。它是经济逻辑的产物，但也造成一系列社会与文化的后果。例如，朱伟珏（2013）把自恋主义看作消费社会的后果。她指出，自恋主义对公共及私人领域均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消费社会还把原来许多不可作为商品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供交易的商品。例如，人的亲密关系，也变成可以通过交易消费的商品（潘绥铭、侯荣庭，2014）。陈晓敏、杨柳（2012）则揭示了消费社会中性如何成为商业营销手段的过程和后果。她们发现，消费领域中性符号的多种形式的呈现，成了商业和娱乐业运作的主要手段。性被纳入消费主义所培养的享乐主义运动中，成了消费主义一个有力的辅助。

　　随着全球化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中越来越普及，消费全球化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朱迪，2012a；王宁，2012a）。在全球化的今天，富裕的西方消费社会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再仅仅限于功能上或经济上的联系。借助大众媒体和人口流动，前者对后者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王宁（2012a）试图对西方的消费全球化范式进行理论上的整合。他发现，在有关消费全球化的研究中，存在三个不同的命题：全球同质化命题、文化混合化命题、不均衡全球化命题。王宁试图用嵌入性的理论框架来对这三个命题进行整合。在他看来，“全球同质化”命题实质上描述的是一个产品脱嵌的过程，“文化混合化”命题所揭示的是脱嵌产品的再嵌过程，而“不均衡全球化”命题则分析了脱嵌产品在其再嵌过程中的嵌体结构及其对再嵌过程的影响。

　　消费全球化还体现为人们的跨国实践。人们能动地利用全球化框架下的地方差异来分别实现人的不同方面的价值的最大化兑现。基于对美国的福州移民的两栖消费现象的研究，黎相宜与周敏（2014）揭示了国际移民跨境消费中的消费的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兑现的逻辑。她们区分了消费的两种价值：功能性价值和非功能性价值。功能性价值指的是个人对于商品所带来的用于完成其基本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需求。而非功能性价值指的是个人对于商品所期望的、除去功能性价值的需求，如享乐价值和社会价值。她们认为，国际移民在移居地的消费活动大多只能实现消费的功能性价值，但消费的非功能性价值则受到不同程度的结构性限制。在全球化和区域性不平衡发展的脉络下，国际移民又有可能将消费的非功能性价值通过跨国实践从移居地转移到祖籍地来实现。

　　消费全球化中的跨国消费实践不但包括国际移民回到祖籍地进行“地位消费”，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成员跨境到富裕的西方消费社会中从事旅游、购物和其他各种消费体验。例如，中国的中产阶层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国外游学，就是一种典型的跨国消费实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中产阶层子女的国际游学是中产阶层的隔代文化资本的投资方式，是阶层化的文化体验（徐盈艳，2012)。

　　消费不但是一种符号表达（周素戎、朱虹，2013），而且是一种制度性行为。消费不但可以彰显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约束。因此，对消费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不能仅仅限于符号分析的角度，而且也必须采纳制度分析的视角。王宁（2014a）在其著作《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中，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分析视角对于消费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从制度视角来对消费行为进行分析。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可以解释许多符号分析视角所无法分析的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消费现象。林晓珊与张翼（2014）把制度变迁作为消费不平等的分析视角，揭示了消费不平等的深层根源。他们通过对制度变迁中私人消费领域和集体消费领域不平等状况的考察，发现消费不平等不仅与个人在市场化中的境遇有关，而且与国家一系列集体消费模式的制度转型密切关联。赵卫华（2014）也从涉及私人消费与集体消费的关系的制度安排来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的民生（即消费模式）的演变。赵锋（2014）则从生活实践逻辑和制度逻辑的互动来分析信用卡消费现象。

　　消费领域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是近些年消费社会学领域的热门研究线；孟蕾，2014；张杨波，2011；张品、林晓珊，2014；朱迪，2014）。这些研究既有侧重分析工人阶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揭示了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扈海鹂，2012）；也有分析大学生内部的消费不平等（朱迪，2014）以及大学生文化消费不平等（孟蕾，2014）；还有分析交通工具（如是否选择乘坐高铁）消费上的不平等（张杨波，2011），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消费资源和机会上的不平等（王宁，2014b）。但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分析农民工，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以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不平等上。

　　尽管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市场地位以及不平等的制度约束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孙凤、王少国，2013），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还是起着重要作用的。王雨磊（2012）通过分析大样本的定量数据显示，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赵晔琴与梁翠玲（2014）基于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CGSS 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住房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纪江明等（2013）利用“2010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问卷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与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试图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但是，由于受到整体收入水平、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城乡二元制度及其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呈现 “二元化”的特征。高梦媛与郑欣（2013）从娱乐消费的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他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心理态度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观念上更加认同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

　　尽管侯玲（2013）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问题，但他们依然具有炫耀性消费行为（金晓彤、崔宏静，2013）。然而，炫耀性消费无法充分刻画农民工消费的全貌。有鉴于此，王宁与严霞（2011）通过对广州市J工业区服务业打工妹身体消费的质性研究，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两栖消费与两栖认同的对应关系。游伟荪（2014）认为，农民工的回乡消费，纳入了乡村社会的消费攀比与竞争的逻辑之中。她通过对江西省Q镇在外务工青年驾车回乡现象的研究发现，驾车回乡固然为农民工回乡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和方便，但同时也具有身份展示的效用。回乡盖房也成为农民工的一种补偿性消费策略。张品与林晓珊（2014）发现，虽然农民工消费不起城市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商品房，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无偿的宅基地使用权在农村社区实践城市生活方式，建设现代化的住宅。农村居民将现代住宅引入农村社区之中，也是对城乡居民住房不平等的一种反应。

　　如果说，户籍制度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那么，是否意味着农民工如果获得城市户籍（农转非）就可以充分实现城市融入呢？事实并非如此。梁晨（2012）认为，城市化不仅仅是获得城市户籍、实现制度性身份的转变（农转非），而且是生活方式的全方位的市民化。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是近些年来的热门领域，其中也包括对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的研究。朱迪（2013a）在其著作《品味与物质：当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中，以全球化、城市化和扩大内需为背景，利用全国大样本调查数据和对30位中产阶层成员的访谈资料，从日常消费、物质文化和品味三个维度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她发现，现有文献在研究中国中产阶层消费者时，常常强调一种“他人导向型的消费倾向”——热衷炫耀性消费。但是，她的研究显示，中产阶层在其消费实践中呈现自我导向型的消费倾向。中产阶层成员对乐趣和舒适的追求是审美辩护的一种显著形式，量入为出是主要的道德辩护（朱迪，2013a,2013b）。朱迪（2013c）还从城市化背景下对“边缘中产阶层”上升到中产阶层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李春玲(2011)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描述了中产阶层的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家庭耐用品拥有率、消费行为模式及住房和汽车消费，并比较了中产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异。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展现出与其他阶层不同的消费特征,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正在形成。大多数中产家庭保持着适度的、可持续的或逐步提升的消费水准。孙秀林与张璨（2014）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上海青年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地位比其客观阶层地位更影响奢侈品消费。李怀与程华敏（2014）则对中产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教师——的旅游消费体验进行了研究。他们分析职业习惯、制度环境和文化资本等非经济因素与同质性游客群体的旅游消费体验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大学教师的旅游消费体验呈现出专业型、探索型、审美型、休闲型与补偿型五种不同的“镜像”。

　　除了从分层的角度研究消费，学者们也从更一般的角度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具体来说，这些研究包括消费者行为研究、仪式消费研究和生活方式研究。

　　吴金海(2011)提出了“差异化的进化”的分析角度。他从这一视角出发，回答炫耀性闲暇如何被炫耀性消费所替代，以及炫耀性消费如何被符号消费所替代的问题。他认为，人们通过消费表达与他人的差异（差异化），是为了达到某种效用，即差异化效用（以下用“U”表示）。它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该差异化手段的社会注目度（以下用“I”表示）。第二，该差异化手段在社会中的使用可能度（以下用“P”表示）。很显然，I和P对U起着相反的作用，当I和P出现同时变动时我们很难确定U的最终变化趋势。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P为定值时，U值随着I值的增大而增大；当I值为定值时，U值随着P值的增大而减小。显然，差异化的进化是存在客观规律的。

　　吴金海（2013）还从“效率性消费”的视角出发，就“两栖消费”的概念与王宁进行商榷。他认为，王宁所提出的“两栖消费”所描绘的我国消费者既节约又阔绰的消费策略，可以从山崎正和所提出的“效率性消费”中得到另外一种理解，即“两栖”消费中的“节俭主义”和“享乐主义”其实都遵循了统一的“效率性”原则。

　　王宁（2011）则从场域逻辑的角度对炫耀性消费进行了重新解读。他发现，凡勃仑提出的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含义模糊。相应的，学术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包括竞争主义范式的解读和规范主义范式的解读。王宁通过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揭示了竞争主义范式和规范主义范式在解释力上的不足，并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场域逻辑”的观点。

　　张敦福（2012）对上海的团购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都市居民（以年轻白领为主）在网络媒体公司组织下，参加砍价师与供应商的集体砍价活动，获得比一般市场零售更优惠的价格和服务。他的研究显示，团购是一种新的消费形式，但团购既不同于单位制下的集体主义，也有别于日本和法国的消费者运动，消费者更多的是在网络传媒等商业公司组织下“多、快、好、省”地满足自身需求的相对弱者。

　　关于支付行为的研究也在近年取得进展。王宁（2014c）发现，在中国人的朋友聚餐活动中，存在着“抢单”的现象。“抢单”的结果是轮流买单。这种现象涉及一个更为一般的“人情结算周期与义务承担模式”的问题。他认为，“抢单”制既是一种道德表演机制，也是一种通过积极主动地履行私人义务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陈文超与陈文（2012）则研究了哈尼族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赊账形式。他们发现，在“春种秋收”农业经济模式中，消费赊账具有使村民的日常生活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功能。在实践中，地缘与情感因素的叠加使坐商的赊账发生率高于行商。消费赊账是一种生活型经济行动，是在“互惠”支配机制作用下的实践经济。赵锋（2014）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信用卡支付现象。他从消费者生活风格的内在关联性和资本体制的现实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信用卡消费实践所蕴含的逻辑。

　　一些学者则进一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研究消费者行为。李聪等（2014）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消费倾向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当农户中两性之间越是趋于平等时，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大。此外，妻子贡献家庭主要收入时，其家庭消费倾向于教育投资。当家庭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权力较大时，其消费支出较多，消费水平较高。池上新(2013）以厦门的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城市居民名牌消费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他也发现，城市居民的名牌消费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方英(2011)则从“性别”与“生活实验”的角度分析了当地城市居民家务劳动分工的实践逻辑。

　　蒋建国（2012）论述了仪式消费及其时代意涵。他指出，仪式是连接过去和现实的桥梁，对民众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起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仪式消费异化的现象。杨天保与袁丽红(2013)则对少数民族的礼俗消费进行了人类学分析，揭示了礼俗消费乃是“礼俗交往经济”的一部分，而“礼俗交往经济”则是近代广西农村的“内循环运行机制”。闵学勤（2011）则从仪式消费的角度解读了当地城市青年的住房消费现象。他指出，城市青年的购房行为已从集体消费转向集体展演，对住房的认同已从经济资本扩展到符号资本。孙沛东（2012）对“”期间广东居民的着装时尚研究，揭示了居民的日常着装行为如何演变成一种宣示仪式。

　　王雅林(2013）回顾了我国30年来开展生活方式研究的历程，揭示了生活方式研究的现时代意义。他力图突破西方社会学研究范式，以“生活论”为解释框架，指出社会的实质是以生活为内在核心结构，以生活需要为内驱力，在整体结构关系中的组织和个人互动生成所形成的动态复合体；而我们要建设的“好社会”就是，组织机构和个人在特定的结构关系同呵护生活、日益满足人们过更好生活愿望的社会，由此决定了生活方式问题将成为“好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生活方式在“好社会”建设中具有作为价值导向的“意义系统”、作为生活资源的“配置系统”、作为主体的“调适系统”和作为社会运行的“软动力系统”四大系统功能。王雅林（2012）还通过对“生活型社会”的论述，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赵丽娜与鞠晓峰（2013）通过分析生活与消费的关系，揭示二者关系的错位，即：消费由生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它导致一系列负面社会后果。郭景萍与陈小娟（2013）则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广东人的生活方式。

　　随着手机、社会媒体、汽车等新技术产品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对这一类新技术产品消费的社会学研究也日渐多了起来。

　　孙秋云与费中正（2011）透过西江苗寨的手机消费现象，揭示了农村地区兴起的消费现代性及其相应的社会变迁。杨嫚（2011）通过武汉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的研究，揭示了新技术产品对于身份建构的作用。但是，她发现，受到其日常生活与生活情境的影响，农民工的手机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重塑他们的社会身份。 朱迪与陈恩海（2014）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手机消费体现出文化品位的“全球化”，但同时也体现出理性。徐波与朱丽丽（2013）对苹果品牌手机消费的迷（或“粉丝”）群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苹果迷群体利用苹果产品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并在“领地”里展示自己的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技术生产力。作为商品消费者，“苹果迷”与大众文化工业具有“收编”与“反收编”的特殊关系。

　　林晓珊（2011）通过青年的网络消费来分析当代青年消费文化的变迁。他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消费工具，网络消费使当代青年消费文化具有消费观念的超前性、消费行为的时尚性、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和消费方式的便捷性的特征；作为一种新的消费空间，网络消费呈现出了流动性、隐秘性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而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网络消费给当代青年带来了新奇体验、认同体验以及现代性的“好恶交织”体验等方面的新内涵。王雨磊（2014）对都市青年的汽车消费的实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消费过程实为一场游戏，而汽车消费品则为游戏中的重要道具。

　　近些年国内消费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动态是把消费与产业转型升级联系起来。王宁（2014d）认为，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往往更看重地方作为一个总体性消费品的质量。他们的择地行为影响了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选址行为。而城市政府为了吸引高新技术公司，不但要考虑这些公司的盈利需要，而且要考虑人才的舒适物偏好。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作为总体性的消费品质量构成助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量。

　　那么，地方作为一个总体性消费品，其构成是什么呢？王宁（2014d，2014e）认为，它的主要构成是各种舒适物。王宁（2014e）借鉴经济学中的“消费外部性”理论，认为集体消费品（舒适物系统）也是一种资本；但它不是传统的生产型资本，而是一种消费型资本。地方作为一个总体性消费品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主要借助的是地方分层机制，即通过地方分层吸引人才从低层的地方向高层的地方流动（王宁，2014f）。

　　既然人才流动对于产业升级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人才流动如何同消费联系起来呢？王宁（2014g）认为，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消费流动不但涉及与市场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涉及与再分配机制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通过引入消费流动的向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就不但解释了个体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解释了地方之间的不平等。它有助于分析地方与地方之间在人才竞争上的优势与劣势的体制根源。

　　胡杨玲、周林刚（2012）揭示了当前弱势群体在文化权利上面临的困境。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没有惠及广大弱势群体。他们认为，政府必须通过各种政策确保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消费者维权运动也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林晓珊（2012）探讨了消费维权运动中的市场、国家与消费者组织的关系，提出了消费公民权的一个分析框架。他通过对2009年以来轰动全球的“丰田召回事件” 的剖析，探讨了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如何遭到跨国公司的侵犯，以及国家与消费者组织在消费维权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遭遇的尴尬。

　　在中国宏观领域的消费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三公消费”问题。严霞与王宁（2013）通过对一个县级政府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吃喝”的隐性制度化过程。王宁（2012b）还对国家在扩大消费政策上所隐含的矛盾——对居民的消费欲进行“符号刺激”和对居民的消费力进行“结构抑制”——进行了分析。这一矛盾则与“消费私民化”（王宁，2014h）有内在的关联。王宁认为，消费供给模式现代化的制度包括消费的市场化制度和消费的社会化制度。中国的消费供给模式的制度特征体现为“长于市场化制度，短于社会化制度”。它使中国的家庭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消费私民化”趋势。消费私民化包括结构性和文化性两种类型：二者相互促进，并在一定条件下陷入恶性循环（王宁，2014h）。

　　农村消费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侯俊芳（2013）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中部农村地区普遍出现婚姻高消费等现象。贺雪峰(2011)研究了农村的人情往来及其日益加码的送礼给农民居民所造成的负担。他认为，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徐京波(2013)研究了农村个体化趋势与消费主义在农村蔓延的关系。他认为，消费主义的流行瓦解了农村的互助关系，乡村社会日趋个体化，农村社会关系出现危机。

　　消费与犯罪的关系是一个被国内学者所忽略的问题。杨玲丽（2011）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对消费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她发现，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就，我国犯罪率也在节节攀升。她认为，犯罪率的攀升与中国进入消费社会和日益变迁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她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中观社会层面的“消费差距”、宏观政策层面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均对犯罪率有着显著的正影响效应。中国社会中的另外一个消费问题是“山寨”消费，即仿冒品牌的消费。焦若水(2011，2014)从宏观社会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山寨消费是一种典型的亚文化。山寨消费其实是一种底层消费者对符号霸权的反抗活动。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6，《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