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2021年第1期

　　［摘要］为了回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这一带有意识形态风险的问题，学术界用纯地域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替兼有地域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这一转换暗含着三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即作为学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关系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归宿和目的问题。树立何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既决定了我们如何回答上述理论问题和如何解释、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也决定了能否真正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问题。

　　［摘要］知识为什么比真信念更有价值？按照过程可靠主义的回答，由于知识是可靠形成的真信念，所以信念形成过程的可靠性所具有的价值赋予知识以额外的价值。但是，“淹没论证”则表明：如果一个信念已经为真，那么真信念本身已经具有的价值将会“淹没”过程可靠性的价值。该论证依赖两个基本假定：1.信念评价的个体主义假定。2.认知目标的求真主义假定。德性知识论者拒斥“1”，进而在德性伦理学的框架内解答该问题。皮尔士所提出的探究理论为我们解答知识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根据该理论，以上两个假定其实并不成立。在此前提下，当我们为知识赋予特定的价值时，其实是在评价总体的认知实践活动；知识的价值之源最终被锁定在研究者共同体在探究过程中展现的出色行动之中。

　　［摘要］从历史传统、司法惯例以及现实看，“训斥”不仅属于发生在庭审语境的隐蔽性公权力，还具有仪式化的社会法治公共生活含义。法庭训斥具有法律情感表达、庭审法治教育等积极功能，但如训斥不当，也可能导致诉讼侵权等消极后果。尤其我国基层，在“训斥”“训诫”“怒斥”等话语符号存在一定表意混乱的情况下，为统一思想认识、强化法治观念，发挥法庭训斥的积极价值，同时基于庭审实质化、程序正义、保障等现代诉讼法治理念，应确认训斥权是法院庭审尾声阶段由审判长行使的明示辅助权力，并为其设定梯度性、谨慎性等准则。

　　［摘要］行政训诫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在诸多行政领域的立法上均有体现。行政训诫也是我国行政法治实践动态创制的产物，不同的行政主体或依惯例、或依自治，均在广泛地实施行政训诫。行政训诫的法律规定和动态创制是研究行政训诫的基本素材。学界现有对行政训诫的研究集中于对其性质的界说。从行政训诫的内在结构、运行机理和现实需求来看，将行政训诫理解为“准行政法律行为”可能更为合理，这也大致符合我国行政训诫现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应从主体、条件、对象、模式、内容、方式、救济等方面明确行政训诫的具体规范，这对行政训诫的法治化意义重大。

　　［摘要］营商环境是实现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国家、区域的营商环境有各自的特点，针对我国特点找准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至关重要。从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来看，我国呈现“大政府、小市场”的特点，营商环境优化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牵引模式。据此，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应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克服政府缺陷为主攻方向，以规范公务行为为主要路径，对渎职行为的刑法规制是其重要保障。为此，应解决渎职罪疑难问题、完善渎职罪体系，完善渎职罪刑罚、加大对渎职行为的打击力度，发挥监察制度优势、增强渎职行为规制力量，同时优化政务服务供给。

　　［摘要］随着新经济及新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为众多劳动者解决了求职难问题，同时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在国家实施“六稳六保”稳就业保民生的战略举措中，如何解决新就业形态中出现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新就业形态公共政策体系缺位、政府部门监管滞后等问题应为侧重点。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建立新就业形态公共政策体系。二是针对新就业形态，企业出台扶持政策。三是完善劳动者权益相关政策。四是加强政府部门联合监督。以此促进新就业形态更快、更高质量发展。

　　［摘要］粮食安全是保障我国稳定发展的基石。在双循环背景下，我国已经实现谷物基本自给自足，口粮绝对安全，国际农产品合作日益紧密。但仍存在诸多挑战，在国内方面，我国农业资源不能满足农产品升级；粮食需求快速增长；种植粮食成本不断提高，种地效益低。在国际方面，我国粮食进口国高度集中，对外依存度高；全球农业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国际局势复杂及全球疫情突发。为了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出“保一保”：保住国内粮食产能，“稳一稳”：稳住现有国际农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省一省”：节省当前粮食资源，“拓一拓”：开拓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及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发言权的发展路径。

　　［摘要］探讨碳交易市场抵消机制对“三农”低碳化发展的驱动，一方面具有国内外市场实践支撑，另一方面也存在认知偏差、抵消机制缺陷、全面小康的低碳化短板、零散化交易高成本等问题。如果能将低碳理念纳入乡风文明建设，将乡村振兴CCER前期费用纳入财政支持范畴，在全国统一碳市场上线交易时设定“三农”CCER抵消机制的绿色通道，在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修订时强化低碳化发展转型，那么，碳交易市场抵消机制可以在“三农”低碳化发展的碳资源配置中逐步起决定性作用。

　　［摘要］所谓消费主义不仅指以消费为目的的生活方式，而且涉及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的道德内容。主要包括绿色消费主义、伦理消费主义及消费主义。绿色消费主义呼吁消费者通过绿色消费保护环境。伦理消费主义通过企业或产品的伦理排名引导消费者购物，从而迫使企业重视公平贸易和伦理营销。消费主义把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理解为参与方式，鼓励消费者承担公民的道德责任。上述消费主义通过消费者运动一方面反映消费者的价值诉求，另方面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应从整体上把握消费主义概念，积极防范消费生活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从而使消费回归生活本位，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生活，而不是成为束缚或制约人的工具。

　　［摘要］农村基层治理中治理悬浮、村民自治参与活力不足的问题可通过治理单元和治理内容的层级化来解决。治理单元的层级化是以小组治理为基础，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赋权和自上而下的强激励、弱干预，实现村庄治理向基层小组的下沉，通过“小事不出组”有效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治理内容的层级化是将村庄事务分解为不同类型，在村民小组和村庄两个层面实现任务分解和针对性治理，并以屋场会的形式，通过对小组的纵向渗透治理实现对村庄的适度整合，从而解决村级治理的悬浮问题。农村基层治理层级化不仅实现了农村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同时也为新时期基层治理下沉和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样本。

　　［摘要］以治理“体系-能力”作为分析框架，形成具有韧性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提升具有韧性的乡村治理能力是建设韧性乡村的一条重要理路。形成具有韧性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坚持多种治理方式有机结合以及强化一般时期的常态化治理功能。提升具有韧性的乡村治理能力需要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研究意义在于，为破解乡村善治何以可能这一现实难题作出了理论回应，为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

　　［摘要］朱熹辞赋固然体现其理学思想，同时也与楚辞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朱熹辞赋共11篇，10篇为骚体辞。朱熹在其辞赋创作中重视楚辞中的思想意蕴：“主敬涵养”“格物致知”观使其在修养身心中实现对屈原人格的尊崇；“道心”“人心”“居敬穷理”观使其在追寻“曾点之境”中表达对理想国君的向往；“修辞立诚”“知行合一”观使其在思想观念上体现对骚体的尊崇，创作实践上在语汇、句式和意境等方面从楚辞中汲取养料，体现其独特的骚体价值。朱熹辞赋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其独特的辞赋观：一是对楚辞平易之风的体认，二是实现理学与文学的完美融通，三是对辞赋二体有其独特的认识。

　　［摘要］1923年梁启超的著作《陶渊明》出版，梁启超提出陶公享年五十六岁的观点，引起了陶学界的轩然大波，其质疑、反驳甚至揶揄、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1926年古直的《陶靖节诗笺》附《陶靖节年谱》面世，提出陶公享年五十二岁的观点，使陶学界再掀波澜，古直迅速成为学界质疑、反驳的靶子。20多年间，傅东华、陆侃如、游国恩、圣旦、朱自清、赖义辉、逯钦立、宋云彬等学者，纷纷著文，阐发己见，切磋辩难，仁智各见，陶学成果蔚为大观。

　　［摘要］形式主义叙事理论为西方经典叙事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蒂尼亚诺夫作为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重要代表对此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叙事理论总体上呈现出动态性美学特征，无论其对叙事作品的存在与演变的探讨，对情节结构、主人公的阐释，甚至包括主题在内的与叙事作品相关的所有因素，都是在动态性特征框架下的建构。同时，蒂尼亚诺夫叙事理论的动态性特征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两者在二人叙事理论中的性质不同，但在对各自叙事理论的建构中殊途同归，最终都旨在强调文学活动的创造性特征，并诉诸读者审美感受的获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