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ffany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消费的

　　这回事，跨越我们的社会阶层的那些人们每天在做什么，我们无从得知，现在信息发达，我们可能知道金字塔顶端的那个阶层在消费什么，但是我们可能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消费，一个老大粗的暴发户往往买最多的艺术品

　　消费是否具有阶级性，有时候明显，比如阔少们出国游学，游戏人生，而穷屌丝可能选择早日工作，挣钱养家。有时候也不明显，消费一碗重庆小面或者一盘地三鲜这个事情好像不分贵贱高低。

　　有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供应商老板即使内里捉襟见肘，也一定要买辆百万的车，因为别人刚认识你的时候，无法具体知道你的经济实情，一辆家喻户晓的名车确是标上价格的通行证，看到的人会推测，用的起百万的车，大约住得起千万的房，和他合作大体放心吧，欠了款，车卖了也还值几个钱。

　　也有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叫做地位惶恐，越是出离我的消费阶层的产品，我越想去消费，我想购买这些产品来证明我能够进入该阶级。白领背着LV坐地铁，Prada外是排着队等待打折的人，甚至于攒了钱买最新的iPhone，这些行为本身都是一种尝试和渴求，是希望通过消费来融入新的社会阶层。

　　以下分享王宁老师的关于消费和社会阶层的学术的见解。中山大学的王宁教授是消费社会学方面的大家，学术功底深厚，对社会现象理解透彻，写的深入浅出，很有意思。

　　分析消费与社会阶层，不能只就一个阶层来分析，阶层有种转换效应，应把阶层与其家庭和后代联系起来，以他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与他所要追求的回报的不同类型联系起来。那么，经济资本或者经济阶级的转换效应有哪些体现？

　　第一代人没有文化资本，他是经济阶级，但是富二代就变成高文化资本，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第一代人的经济资本送子女去读贵族学校，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一种很高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就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有时他可以做一个高薪管理层，或者创业，或者接管家族企业，这是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因为第二代有高文化资本就可以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休闲时间与上流社会的交际就能获得回报，休闲时间放在与家人在一起，或者与地位更低的人在一起，是没有回报的，所以休闲时间的利用也分为功利性利用（创造价值）和非功利性利用。

　　所以我把这个理论称为“经济资本的杠杆效应”，就是可以通过经济资本来橇动很多资本，橇动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代与代，前一代没有文化资本，他是通过从草根创业、机遇、成功，然后可以转化为子女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这是一种要从二代人之间来看阶层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就变成了消费流动与消费分层之间内在的关系。

　　第一代是草根，要满足自身没有满足的愿望，如第一代想上大学没有上成，所以他一定要让他的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这就代际补偿论。所以他们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既是补偿父辈没有满足愿望的心理，又是让子女延续地位、扩展社会地位的好办法，这就是代际补偿论。

　　在中国，还有一种代际补偿，就是父母非常穷，因此，千方百计的让子女读好书，要考第一，考名牌大学，跳龙门，比如：我就经常看到在中国有许多下岗工人让子女去学钢琴、学芭蕾，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他们的孩子，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现象。我在美国、在英国从来没有看到低层的人会这样做，这是一种高度利他主义，这个“利他”是利他的子女。这是中国非常特有的一种家族消费文化，所以消费主体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穷人可以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这一点是有中国本地化特征，值得研究。

　　如自己读文凭，MBA、EMBA，这样一来，身份地位就提高了，所以你看在中国，我们的高校中，创收最高的就是管理学院MBA，行政管理学院MPA，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权力都用来转化成文化资本，其实说实话，一个老板要博士干什么，一个处长要博士干嘛？但是这就是在中国国情下的一种现象，阶层竞争，不仅仅是货币化来评价一个人的阶层，而是货币化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转化为的资本，如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我发现，有很多老板和官员出书，这就是要转化为声望资本。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在经济阶级（商人）非常注重经济资本转化成权力资本，不光光是转化为权力（如当政协委员），更多的是攀附权力部门，与交朋友，也愿意跟商人交朋友，是双方互惠的合作关系，是中国国情下，一种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的转换效应，因为权力本身如果要捞钱风险太大，但是如果与商人交朋友，以礼金的方式给钱，这风险小，如女儿结婚，商人就可以给大红包，用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作包装，一个官员还可以通过生病捞钱，据说一个县委生个病，一百万是不成问题。

　　对于这种资源的转化，布迪厄没有讨论过，布迪厄讨论过经济资本怎样转化为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但他没有考虑到经济资本转化成权力资本。所以经济资本转化成权力资本又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这种钱权结盟是中国特色的、很有特殊性的现象。

　　社会分层就是权力，韦伯说的权力主要是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地位资源，我所说的权力本身可以转化为地位资源外，权力还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没有的，在国外，可以带来地位资源，但没有办法去寻租（收取商人的好处），一旦被发现马上下台。

　　西方媒体太发达，当然也有例外，如英国某议员收了商人一千英磅，要为商人在国会提一个问题，被媒体爆光后，灰溜溜的辞职，非常狼狈。但是在中国很容易做到，这就是一种权力资本。

　　权力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途径有二个：一个是寻租权，权力变成寻租的权力，一旦寻租，通过文化包装，让变成合法化（如结婚、住院）；二就是公务消费，是一种变相收入，也是一种资源。某国企老总一个月是二百五十万，被查收来，相当奢侈。这就是权力转化效应，通过消费的方式把权力资本化，这是权力转化效应的特殊性。

　　再来看经济资本转换效应体现，以前讲阶层差异的时候更多的是说物质收入的差异，如我们收入不同，但我们忽略了另一个收入就是心理收入，让我心理上能够获得比较持久性的舒适感、幸福感的收入。

　　经济资本不但是物质收入的一个表述概念，而且它可以转化为心理收入，这是过去讲的比较少的，心理收入的体现是居住环境，我们住在一个宜居的社区、风景秀丽、心情愉悦。如果是住在一个大马路边，交通噪音大，心理就处在一种烦躁的状态。心理收入非常低，这就是联系到“舒适屋”的概念，就是可以通过购买住房，连带购买舒适屋，就是江景房、海景房、别墅，便利的交通、安全的社区，这就是物质收入转化为心理收入。物质收入越高的人，越健康，其中一个原因是心理收入高。

　　第二个心理收入是子女的，子女安排不好，一辈子操心。高经济资本的人可以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贵族学校非常注重专业水平、素质教育、礼仪礼貌的教育，如果能把子女送进英国私家的贵族学校，基本上等于把子女送进了牛津、剑桥。这就是作父母的很舒心，不会闹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名牌小学、名牌中学是舒适屋的原因。这就是一种心理收入。

　　还有一种就是生病了、或者要打官司，可以用钱搞定。如生病了，可以把医生叫到家里，这多舒服，如果自己去医院，就像去菜市场，会很闹心。这就是高经济阶层可以转化为心理收入。

　　第四是养老。现在低收入的阶层，很少考虑养老的问题，没有很好的规划，以前的调查40%的人没有养老规划。但高收入阶层的人老早就规划好了，因此，真的到了老的时候，高收入阶层的人，心情舒畅，这也是一种心理收入。

　　还有：国际旅游，比如万科老总王石，登珠峰，他觉得很舒服。最近王石又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追求心理资本，到了他这种阶层，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高经济资本可以转化成心理收入，这种心理收入是看不见的，而且转化成一种人的身体健康，低收入的阶层，年级小小，看起来五六十岁。

　　同时，这种经济资本的转化效应有一个约束条件，越高阶层，越没有时间，越高阶层的消费出现二个特点，一是替代消费，这就是凡伯伦讲的由他的家庭替代消费，如太太；第二个是高雅文化的贬值化，高经济阶层的人认为读小说、听音乐是浪费时间，所以更追求物质化的生活，感观刺激，因为他没有这种时间去培养这种兴趣，即使有爱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忙也就放弃了这种爱好。

　　因此，中国的高阶层跟布迪厄所讲高阶层与高雅文化的消费是不一样的。高经济阶层的物质化消费是通过奢侈、排场来体现的，用来获得社会地位。因为物质的奢侈、排场一般人比不起，反过来贬低这种高雅文化的符号地位。

　　低阶层的人有时间，没钱。如“我想去桂林”有时间没钱，有钱没时间，低阶层的人有时间，但文化资本低，所以他的品位是低的。时间的变量会影响经济资本转换的方式，时间的效应，高经济资本会转化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转化为奢侈、排场的消费。

　　在中国，文化作为对于社会阶层的分类，不像法国，在法国是一个高度文明化，很长贵族传统的国家，中国的贵族气息原来有，但后来被摧毁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是优雅的，品位。所以这种优雅和品位是培养不出来的。本来高阶层应该在这个方面作出示范效应，但是中国的贵族在这方面示范不出来，中国的贵族和西方的贵族的区别在于，西国的贵族是有闲贵族，把时间，私人的时间看得很神圣。中国的新贵是没有时间的，时间经常用来转换成经济资本。所以中国与西方是有区别的，再加上市场导向，这种高雅文化和高雅品位的文化区别作用在中国是不适用的。

　　中产阶级，钱没贵族多，剩下文化资本，这个阶层在支撑着所谓的贵族气息，而这种贵族气息被一种带有贬意的称呼“小资”，小资是带有贬意的意思。一讲到小资是说明这个人不成功，讲老板从来不讲小资，没有多少钱才会小资。这种经济资本的转化效应受到时间的影响，从而使其转化有不同的结果和途径。

　　消费社会学本土化，还要考虑特殊性，阶层转化为符号资本时，还会通过消费品系统体现出来，追求消费品系统的内在统一性。叫迪德勒效应，整个家具布置很奢华，当然这种奢华二有，一个是有品位的，一个是很奢华，但不一定有品位，越是高阶层越会转化为消费品系统的内在统一性，越是低阶层越是没有。越是低阶层，消费品系统越混杂，不搭配，因为他不在乎这种统一性，如果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可能会有品位，如“犀利哥”，这是媒体人为建构的，犀利哥的着装是无意的，没想到迎合了后代现的审美观。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阶层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特点，一是我们的消费总是体现出社会认同，任何的认同都有核心和边缘的区分，有一些产品是核心地位的，有些是边缘地位的，人与人之间很难区分，比如吃广州的早茶和是否使用手机上，没有办法区分阶层，因此是边缘化的，但是核心的认同就可以体现阶层，比如有一些明显是低阶层达不到的消费，子女出国留学、高贵的休闲（高尔夫）、豪宅、名车，这主要是经济上的资源转化成社会的地位；还有一种通过文化资本转化成社会地位，也存在核心和边缘的差别，有一些文化的消费是低阶层达不到的，如收藏，我不一定能看得懂，但要是原件，花了三千万。这就代表文化资本，代表社会认同。所以收藏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消费行为。也有廉价的收藏如邮票、火柴盒。

　　但是高级阶层能通过经济资本拍卖购买艺术品、古董，把经济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从而转化成他的社会地位，这就能够有区分效应。吃饭，一顿饭花掉十万很带来地位，阶层与阶层的差异有二个，一个是量的方面，一是质的方面，质的方面指的是消费什么东西，量是消费多少东西，让别的阶层达不到。边缘认同也有质和量的差异，但主要体现在量的差异，比如手机，拥有什么手机是量的差异。所以今天的阶层是否有差异，要区分产品的符号地位，是处于阶层的核心认同还是边缘认同，可以看到，买一个产品，别人买不起的，这就是核心认同，大家都买的起的，就是边缘认同，所以性别、年龄、阶层差异就小。这是关于阶层与认同的差异。

　　还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消费产品的语境关系（CONTEXT），所有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是一个TEXT（文本）要放在CONTEXT的背景下解读，有个作者叫HALL，1976年《beyond the culture》讲到二种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高语境文化)和Low context culture(低语境文化)，高就是传统国家，低就是新兴国家。文本足以传达信息，如法律条文，不需要根据社会环境来解读，低语境就是文本本身很模糊。如有老师来，学生“哼”，传达了信息。消费品可以传递信息。阶层消费的行为表达的含义与人所处的语境有关，如暴发户收藏四库全书主观想表达高层次的社会地位，常常被人们取笑为附庸风雅，有些人无意识的形为可以解读出他的社会身份信号。“犀利哥”体现的是中产阶级颠覆高经济阶层话语权，人为推出的一个合法地位。

　　中国人特别自我，有共同的解读方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圈子化，不关心圈子外的人，只介意自己的圈内人，这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就是中国消费论呈现“蜂窝”化，大家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圈子与圈子之间存在好奇心，因些媒体就爆料出来，以了解圈子的情况，这是因为大家存在跨圈子的误解。比如教授群体，凡是大学教授出现什么状况，如学术造假等，就会被夸大效应，给教授带来“污名化”。

　　阶层会影响消费，消费反过来再生产影响阶层，经济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再转化成经济资本。因此，消费具有生产功能，而不是纯粹物理意义上的消费。它可以构建自我认同，建构许多属性，关系，具有生产性。突破消费的原始理解，需要更客观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