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个地方火了曾下乡的知青、日语翻译白领不约而同赶来他们要做什么?
正值春耕,在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浦东新区航头镇牌楼村的鹤丰农庄内,农人们驾驶着机器翻动泥土,孕育新一年的生机。占地300多亩的田头,有一块尤为特别,依据中国传统节气,它被划成二十四等分,等待有人来租下,成为它的“主人”。
“租地种菜”再度成为潮流。在上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周末驱车前往郊区,在共享农场里拿起锄头,过上“城五乡二”的田园生活。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有各类共享农场200余家,其中不少建于2020年后,分布在奉贤、松江、宝山、浦东等郊区。
早在十多年前,QQ农场偷菜风靡一时之际,线下共享农场的模式就已存在,提供租地种菜基础服务,目标群体较为小众。
“最初的共享农场门槛虽不高,但运营成本不低,涉及物流运输、社群运营、消费者认知培养等,内外部条件尚未成熟,很多农场最终没能存活下来。”乐隐谷亲子有机农场位于奉贤区西渡街道关港村,它的创始人张晓波是早期入局者,经历了行业的起伏。
自孩子出生后,他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和共享农场模式,在手头农场项目发展强劲、正向外复制输出之际,他却选择搭建一个全新的农场项目。
“之前复制项目的资金从核心会员群募集,会员对项目有所体验,也很看好休闲农业的发展前景,募集速度很快。”但张晓波发现一个问题,会员更多是坐等分红的“投资人”,而非热爱农业的“共建者”。
这并不是他理想中的模式。张晓波希望打造一家“表里如一”的共享农场,乐隐谷亲子有机农场由此诞生。它采用合伙人制,十位合伙人均是有孩子的80后,做农场目的之一是考虑到孩子未来的教育。用张晓波的话说,“如果只为了赚钱,没必要做这门生意。”
让更多人爱上农业,也是上海SUNIT世集“屋顶农场”的初心。这是位于陆家嘴区域的共享农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上百个面积不大的种植箱。原本少有人造访的屋顶,摇身一变成为承载都市人农耕理想的共享空间。
最土和最洋的融合,背后打造者是深耕农业的日本企业MYFARM。“我们的目标是‘创建自产自消的社会’,即提倡都市人消费自己种植的农产品。在靠近大自然、感受种菜乐趣与不易的同时,加深对食物和生命的了解。”MYFARM中国区总经理邓丽红希望吸引更多人关注农业、喜爱农业。
鹤丰农庄创始人仇明惠多年前就做起桃园认养的生意,这和共享农场异曲同工,前者租的是作物,后者租的是土地。“这几年,我们也有租赁土地的业务,但是有一搭没一搭,不成体系。”
多年的摸爬滚打,让她逐渐意识到,闷头搞第一产业在上海行不通。于是,仇明惠开始向外寻找合作伙伴,朝着二三产业探索更具生命力的农业模式。自然教育和共享农场,成为今年业务的重心。
“共享农场纯租地的收入并不算高,我们更看重的是通过土地与消费者产生连接,提高客户黏性以及二次消费。”在此前的基础上,今年她又辟出一块土地,按照二十四节气划分,迎接更多都市农夫的到来。
受疫情影响,大众对健康越发重视,对有机食品的认知逐步加深。更为重要的是,城市里的人渴望从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里,获得喘息的机会。在远离钢铁丛林的共享农场里,寄托他们的“田园梦”。
“2015年左右,我们有稳定会员数300多名,每年大约30%的退出率,从2020年开始退出率就很低,消费者还是觉得共享农场能补足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张晓波说。
通过对多个农场的走访,我们大致描摹出租地种菜者的画像。老年人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中的许多人,原先就对农村情感深厚,习惯与土地为伴,来到城市后,又找回熟悉的连接。
已经退休的臧青,家住长宁区古北路附近,每周都会前往位于闵行区吴泾镇的青安农场,侍弄自己的“薄田”。他曾是老一辈知青,16岁到黑龙江下乡种地。去年在网上看到共享农场的新闻后,立即赶来租下一块地。
“包地一年1000多元,不贵。这里空气好,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吃上健康蔬菜,整个人越做越有劲儿。”他给自己的菜园取名“田园福地”,一边忙活,一边嘱咐记者“给农场多推广”。
陈美香虽然刚租地三四个月,打理菜地已小有心得。她和其他两个家庭共同包下一亩地,种下蚕豆、生菜、莴笋等等。“父亲今年80岁了,也会来干活,在这里很开心的呀。”她收集堆放废菜叶,浸泡水中数月后,自制成有机肥料再次回归滋养孕育它的土壤。
苏晓珊是一名年轻宝妈,儿子身体弱,中医诊断脾胃不和,要多接触地气。于是,她在郊区租了一块地,带着孩子多接触大自然。“他的身体和个性都在慢慢改变。田间发现蚯蚓、亲手下的种子发芽,或者下了场雨没有收成。孩子经历这些事后,更明白生命的可爱与珍贵。”
“接地气”,是菜地带给她的变化。“在电子产品的包围下,我们越来越容易浮躁。菜地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给予了我很多脱离物质的东西。”菜友之间也形成了新的社交圈,摆脱社会身份,一起种地,互通有无。赵女士之前收到了别人送的菜,她决定下次育苗的时候多育些,到时也送给对方。
这是由日本首先提出的概念,即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从种植的第一产业,延伸至加工制造、销售服务等二三产业,达到“1×2×3=6”的效果。
对于各项成本支出较高的都市农业来说,这无疑是适用的路径。上海众多农场在租地种菜的基础上,增加餐食住宿、活动体验、自然课程等其他消费场景,获得更多的价值。
比如,奉贤区的乐田海湾农场提供两种租地模式,约32平方米土地年费3000元,适合1到2人家庭,约64平方米5000元一年,适合多人耕种,租地后自动成为农场会员。同时,农场开设不少农耕体验类课程,收费在300到400元左右。
当行业出现井喷态势,如何做到差异化竞争?一位在松江区经营农场的主理人认为:市场需求大,农场分布区域多,消费者就近选择,“各做各的,并不打架”。
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张晓波并不赞同。出行距离并不是完全的决定因素,他发现,自2022年开始,行业内出现不少年轻玩家,将互联网思维和全新的商业模式套入其中,赋予共享农场全新的玩法,差异化竞争变得尤为重要。
张晓波租下农场内的几栋宅基地,打造活动室、休息室、客房等,为会员提供社交场所。他定下目标:只服务上海500户家庭,将共享农场打造成他们共建的“后花园”,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公园”。“希望为消费者重构一个有别于家庭和工作场景之外的生长型田园社区,产生更深的链接,这是解决冲动消费和增加用户黏性的关键。”
共享农场的会员容量有限,由此衍生出的需求却是海量的:健康的食物、安全的环境、自然的教育……差异化由此体现出来:不仅要有别于其他农场简单基础的农耕体验,做体系化的自然教育课程,还要与课外培训机构快餐式的授课模式相区别。
仇去年3月有了新的合伙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博士吴声栋,在鹤丰农庄附近承包了8亩地,基于自身的科研优势,在田间带着小朋友们收集各种叶片,提取DNA做电泳分析等等。“今年,又有新的伙伴来到牌楼村,我们的自然教育力量正在逐步壮大。”
位于浦东新区宣桥镇的生飞农场,凭借在水稻种植方面的实力,预计今年3月推出完善的水稻认领方案和收费标准。
“一般农场都是认领20到100平方米土地,我们计划直接让消费者认领一亩地,600多平方米。”生飞农场新媒体运营负责人张思文介绍,今年农场计划招募100个家庭成为“庄主”,不仅可以免费体验插秧、收割水稻等亲子活动,还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大米,消耗不掉可换购其他农产品,“庄主”在线上商城下单可享受折扣。
伴随热度的还有质疑声。比如,共享农场一般以有机种植为主,在托管或者半托管的模式下,农场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如何破解。
一来,有机认证目前尚无政府背书,认证机构为第三方公司,可信度大打折扣。二来,消费者无法时时在场监管种植流程。一部分农场对此的回答是,“无法监督,凭借良心”,也有农场计划安装监控,让消费者在移动端实时观看种植过程。
“上海农业领域,十年前有‘三个老人200岁’的说法。当下,用工更加困难,甚至连人都很难招到。”青安农场创始人李孝青认为,共享农场有助于盘活近郊土地,在保障蔬菜供应的同时,也能让周边居民体验农耕文化。“我们这里的20亩地,用好的线个家庭的日常用菜。”
共享农场也能为乡村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消费。不少参加乐隐谷亲子有机农场建设的人正是当地村民。“去市里面找工作太远不方便,年龄上也没优势,从家走过来就十多分钟。”炊事员张芬之前在家待业,现在工作强度不大,还能适当增加收入。
生飞农场所在的季桥村,是当地政府今年重点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将植入生飞的水稻元素,取名“金穗季桥”。 “即使没有产生消费,也能为村里做宣传,村里有不少民宿,这是长线的考虑。”张思文认为,共享农场是推广农业品牌、带动农产品销售的机会,未来计划在农场里建造品牌展示厅。
做共享农场与自然教育,张晓波的野心还不止于此。技术出身的他深知新技术应用落地需要场景,而乐隐谷未来也希望能引进好的技术在农场做示范,成为生态农业领域的试验田。
周霞萍是华东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级高工,曾牵头起草了化工部HGT5332-2018《腐植酸生物有机肥》标准,张小波在与周教授接触沟通后,双方一拍即合,以农场作为实验点,由农场以碎枯枝、碎草、食用菌渣等原料再混合周教授研究的菌种,进行堆肥发酵,制备有机肥,进而改良农场土壤,张小波计划专门划出一块区域来做这件事。“无论是农业种植技术、数字化技术还是智能农业装备,只要在资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我们都愿意作为技术对外展示的窗口,免费提供测试环境,希望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 标签:消费场景 翻译
- 编辑:崔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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