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内涵亟待科学界定

　　阅读提示：《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直接把教育支出作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一部分纳入生活消费支出的统计范围。根据马歇尔的论述，“当一个人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现在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消费。当他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生产财富，希望以此财富取得未来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储蓄”（这里的“储蓄”其实是投资的另一种提法）。在这样的逻辑下，教育等服务类消费的归属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认可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为什么人力资本投资属于“消费”而物资资本投资属于“投资”？

　　一般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满足食物消费需求以后，消费者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先从物质消费环节改善，再提升到劳务消费等服务类消费环节。为考察各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本文选择了6大洲22个国家1990~2005年中4个年份的消费结构数据进行分析，为分析中国的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食品消费比例“金砖四国”下降明显。大多数国家食品消费比例在1990~2005年间出现下降，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即“金砖四国”）尤为突出，下降迅速而明显。中国从58.8%降到45.5%，印度从53.8%降到41.2%，俄罗斯从47.4%降到35.1%，巴西由17.7%（1995年）下降到13.2%。

　　少数国家医疗保健支出比例增长迅速。1990~2005年，多数国家医疗保健支出比例保持稳定。少数国家这一比例出现明显增长，其中以日本、智利、中国和印度最为迅速：日本从3.2%增长到6.4%，智利从5.6%增长到11.6%，印度从3.6%增长到6.2%，中国从3.3%增长到6.6%，比例成倍增长。199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位居第十位，低于印度、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到了2005年，中国已位居第六位。

　　多数国家文教娱乐消费比例明显提高。1990~2005年，22个国家只有4个国家（波兰、阿根廷、俄罗斯、墨西哥）该比例出现下降，另外18个国家都出现不同比例的增长，其中12个国家比例提高幅度高于20%，中国的增幅最为明显。而在中国的“文教娱乐”构成中，教育的比重占了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居民教育支出的比重却很低。其中法国最低，只占0.63%，最高的美国为2.41%，德国也只有0.71%，英国1.19%，加拿大1.26%，澳大利亚2.27%。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教娱乐支出的增加来自教育费用的增加，而多数发达国家的增加是文化娱乐支出的增加。

　　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政策导向选择密切相关。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等消费项目存在着公益性与私人物品界定上的困难，不同国家在相关政策制定时理念及能力有较大差异，从而影响着各国居民不同的支出结构。比如英国，她有非常完善的国家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对全体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政府负担了国民医疗保健经费的90%以上。所以，2008年英国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仅占消费支出总额的1.56%。而医疗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达19.07%。最能反映实际生活水平的项目是文化娱乐这类收入弹性高的消费，教育、医疗涉及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不在此列。如果公共医疗、教育投入不足或制度缺失，即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医疗、教育这些服务类消费的支出比重照样可以处于比较高的状态；如果有足够的公共医疗、教育投入保障并形成良好的制度，即便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居民的医疗、教育支出同样无需花费太多。

　　“消费”的理论内涵和实际外延需重新界定。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分析环节，对不同支出类别的属性往往不被深究。《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直接把教育支出作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一部分纳入生活消费支出的统计范围。根据马歇尔的论述，“当一个人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现在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消费。当他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生产财富，希望以此财富取得未来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储蓄”（这里的“储蓄”其实是投资的另一种提法）。在这样的逻辑下，教育和医疗等服务类消费的归属就出现了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对于一个家庭的效用体现在通过“教育”这个人力资本的培育过程，提升家庭成员的能力以使得在未来具备更强的消费能力，而不是通过教育这个过程满足当前的享受。如果我们认可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为什么人力资本投资属于“消费”而物资资本投资属于“投资”？事实上医疗也有相似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医疗保健可视为对人力资本折旧的补充。同样，对物质资本折旧的补充自然属于投资，可对人力资本折旧的补充为什么就成了消费？

　　所以，在分析各国消费率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数据就是这种划分不清晰、与理论不匹配的统计资料，然后根据这样的资料来分析验证理论。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在讨论美国、欧洲消费率高的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对人力资本培育所做的巨大贡献。在消费结构分析上，若纠缠于服务类消费比重是否随收入增长而提高这类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对这类“消费”的不同定位将产生国家政策选择的重大差异。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改变某些消费结构或消费率的数字指标。

　　在消费结构问题上，改变农村居民教育高成本是改变消费格局的重要环节。国际比较表明，当前中国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比重偏低而教育支出比重偏高。教育支出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按推算大概为7%，远远超出发达国家当前的支出水平；而同期国家对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同一时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孩子在上学，假定有孩子在上学的家庭为50%，则有孩子在上学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4%。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教育消费挤占耐用品消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农村居民形成教育的（相对）高成本，极大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门槛，限制了贫困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改变现状的动力和能力。相比发达国家居民教育投入的低成本，我国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成本将对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短期可应对金融危机，为耐用消费品消费腾出消费能力，长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助于优秀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