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

　　通过知识部门的引入，本文在结构上重新定义了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要素供给作用给出了分析，主要结论是：1）为了突破结构性减速的阻碍、实现可持续增长，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供给，成为能否跨越发展阶段的主导力量；2）因应城市居民收入提高之后发生的需求升级要求，知识部门围绕科教文卫体等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支出的现代服务业建立起来，知识部门的生产消费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内生化的过程；3）知识部门自身不仅具有内生性，而且以其外溢性促进传统工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结构升级，以此打通消费和生产一体化，在不断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推进未来中国创新增长；4）在物质资本驱动增长动力减弱的困境下，重视消费对广义人力资本的贡献作用，促进消费、生产结构互动升级，是实现发展突破的关键。

　　立足于发达经济体和后发经济体增长史实的观察，我们通过知识部门的引入，在结构上重新定义了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建构了面向中国未来创新增长的新要素供给理论。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阶段，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供给，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增长阶段的关键动力。知识部门自身不仅具有内生性，而且以其外溢性促进传统产业部门的发展，以此打通消费和生产一体化，有利于结构转型和经济升级。知识部门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内生化的过程。在当前物质资本的增长驱动力减弱、同时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及需求升级的条件下，加快政府、科、教、文、卫、体等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大力释放知识部门的产出能力与消费潜力，转向“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消费主导的创新增长，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突破的关键。

　　无论要素核算中的“结构性减速”分析，抑或国际比较的“均值回归”论断，还是TFP与制度解释，大量研究都证实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长期增长过程中的高增长回落阶段，都指出只有引入新增长要素、实现创新发展才能克服“陷阱”的束缚。

　　立足于增长核算框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在2012-2014的系列论文中论证了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持续追踪。课题组最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结构性减速”挑战依然严峻：

　　（1）“十三五”期间劳动力要素供给将出现拐点，且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资本要素供给的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到个位数。

　　（2）产业结构的低效率变动问题突出。随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工业、服务业等现代部门的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约占GDP的93%），劳动力从农村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结构性配置效率下降；同时，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导致服务业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劳动、资本低效率配置问题突出，并引致整体劳动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

　　（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高峰期近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目前17%的水平。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的下降，一方面来自于制度改革滞后的抑制，另一方面来自于 “干中学”效应的缩小。

　　（4）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分配要素开始向劳动者倾斜，劳动产出弹性上升到0.5的水平，进一步强化了减速趋势。

　　（5）随着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结构中衣食住行等物质性消费支出比重和一般性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下降，而有益于居民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的科教文体卫、杂项等消费比重上升很快。这种事实可以归纳为，那些带有传统生产和服务特征的“通用技术部门”的收入消费弹性一般小于1%，其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相对而言，那些有关人口素质提高的“知识部门”的生产服务消费需求弹性一般大于1%，消费比重不断提高，这也引致了工业化物质生产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3）大国赶超与回归均值的互动性原则。因为大国的赶超会引起全球再平衡，因此不能用小国崛起的数据直接比较，而要有互动性原则。

　　（4）阶段性停滞假说。经济增长达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引起阶段性停滞，包括 “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发达国家长期停滞的“高收入陷阱”理论。这些实证比较由于样本点的选择不同，结论差距比较大，用在中国的分析上更会出现预测结论的不确定。

　　“卡尔多事实”包含的内生性，本质上已经将经济增长趋势隐含到“均值回归”模型中。实际上，按照增长核算框架计算也是如此。任何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都具有边际收益递减，逐步收敛在一个均衡的轨道中，因此经济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遇到所谓“停滞”的问题。面对这种困境，唯有技术进步（TFP）被假设为内生的，即通过技术和创新突破当前的均衡状态，否则每个发展阶段都会遇到发展减速的威胁，不断创新才是突破陷阱的根本。然而，TFP又是一个黑箱，如何真实构造突破增长约束的新增长事实，以及如何实现统计、理论和政策上的可能性，成为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当前形成了很多的探索方向，包括：

　　（1）新事实的构建，如“新卡尔多事实”的提出，已经在探索所谓“新要素”，即那些能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要素——如知识、教育、信息、创意、制度、范围等都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这些要素的引入能否抵消传统要素规模收益递减的问题，是突破增长减速的关键。

　　（2）技术创新路径，大多围绕人力资本和熊彼特技术创新过程的内生增长框架探索，强调横向和纵向技术创新的作用。

　　（3）资源错配与制度性改进，希望引进缓解资源错配的制度因素，提出了制度改进促进技术进步贡献的路径；

　　（4）统计方面的进展，与知识生产相联系的新的统计体系也开始跟进。2008年世界银行推出了新一版的GDP核算的SNA体系，引入了最为重要的“法定所有产权”与“经济所有者”概念；把知识产权产品列入到GDP中——包括研发，矿产勘探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其他等；大量的归属于人们精神生活的享受型产品，也从消费项目列入到了供给项目，因此也明确了知识消费与生产的一体化过程，在经济转型的考核标准的建立上取得了突破；引入了“雇员股票期权”，将期权账号与劳动报酬体系相关联，把原来的资产收益转变为人力资本收入，突出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当然，整个统计体系的改革是复杂的，但是，改革核心是将知识生产重新定义，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1）理论分析中应注重引入新要素供给。大规模工业化最终要受到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和消费需求的制约而减速，各类物质商品的数量消费存在饱和点，相应效用水平总有达到最大的时候。

　　（2）模型体系中应注重引入知识生产部门，这个部门将驱动中国从传统的通用技术生产模式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生产模式。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居于主导，只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随着物质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知识、精神商品的消费将上升为主要需求，物质商品消费成为知识、精神商品的互补品。

　　（3）为释放知识部门的产出能力和消费潜力，需要进行体制性变革。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后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传统赶超体制又极大地压抑了创新活动，导致资源错配严重，大量人力资本被压抑在政府、科教文卫体等公共事业部门。顺应新增长要求，在制度安排和制度激励上重新设计，才能实现阶段性发展的突破。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困境的突破点，不能在现有生产、消费结构中寻求，需要知识生产部门这种新增长力量的释放或培育。

　　追赶经济的成功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阶段呈现“双轨路径”和“两重跨越”，一条线索是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另一条线索是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每一步跨越都是模式特征的重新塑造和效率增进方式的再调整。生产模式的第一步跨越，是以通用技术为核心的“规模化供给”模式，目的是实现规模效率、摆脱贫困陷阱；第二步跨越，是为了突破中等收陷阱，达成“知识-技术创造型”的效率模式。消费模式第一步跨越，是在消费从属于通用技术生产模式的情况下，通过生产扩张满足基本物质品和服务需求；第二步跨越，是通过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带动消费主导增长路径的生成，满足高质量物质品和高层次服务品需求。

　　在实现第二步跨越时，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因为都强调知识过程的重要性，两者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朗。新部门的产生直接来自消费结构中高端项目活力的激发，反映在广义人力资本中的消费项目，对价值创造直接发生作用并促进独立的知识部门的形成。独立的知识部门以其外溢性，提升通用技术水平、过滤掉低层次产业结构，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内生过程由此建立。这种知识过程，直接与“新卡尔多事实”相对应，新要素——包括知识、教育、信息、创意、制度、市场范围等，成为报酬递增的有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消费行为本身变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过程，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合为一体。

　　随着经济步入服务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由知识生产部门主导，而不是过去高增长时期由物质部门主导。知识生产部门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和传统服务部门并列存在，前者自身创造价值并以其外部性促进传统部门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从此一分为二：一部分消费倾向于物质和传统服务业，目的是为了劳动力（L）再生产，典型如衣食住行等；一部分是直接参与知识过程形成并创造出价值，典型如科教文卫等消费。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思维框架，重新思考经济进入城市化、服务化时代的时候，如何应对要素回报率下降所导致的结构性减速，以及供给结构无法满足需求结构升级需要的问题。为此，需要考虑知识过程接替物质资本驱动主导增长的路径选择。

　　为了解释先行经济体从工业化向城市化演替过程中，知识部门独立化发展、同时消费开始主导经济增长等现象，寻求中国经济突破的方向，需要构造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一新生产函数，除了具备传统生产函数的要素、技术特征外，还更多考虑到要素变化于其中的生产结构或生产模式，并且与消费结构关系密切。因此可称为在结构上定义的生产函数，其特征及内涵如图1。

　　注：消费的国际分类：1.食品饮料；2.酒精、烟草、品；3.服装、鞋类；4.住房、水电、燃料；5.家具及住房维护；6.健康；7.交通；8.通信；9.文化娱乐；10.教育；11.餐饮住宿；12.杂项。分类来源于UNDATA.

　　通用技术部门。即传统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和传统服务业部门，包括第一产业部门、第二产业部门以及传统服务业部门，特征是在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过渡中，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弹性越来越低，需求逐步趋向于饱和状态。

　　知识生产部门。即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过渡时期日渐扩大、并最终主导城市化发展的科教文卫体等部门。知识生产部门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知识生产部门自身的创新活动，外溢到“通用技术部门”并提高其技术进步水平，完成基于中间品生产到最终产品生产的横向和纵向技术进步过程，即熊彼特技术进步过程；第二，知识生产部门直接满足知识消费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精神消费、品质体验性消费等比重不断上升，其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这些消费需求抽象出来体现为“知识消费”，即消费者消费的是凝聚在服务和商品中的知识质量，而不是商品本身，如消费者购买手机，消费的是手机的服务功能而非手机这个形体。基于这种认识，目前我国服务业部门12个一级分类中，属于知识部门的有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知识消费与知识生产一体化。知识生产的均衡约束条件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通过互动生产与共同分享完成，互联网是知识生产与消费的互动生产与匹配媒介，并不一定按现有的生产与消费分离方式来供给与消费，而且其更多地采用分享模式（互相交换）来实现。

　　广义人力资本C(H)。 我们依据知识生产过程将劳动生产要素重新定义，根据不同消费者在消费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或消费档次不同，把消费者抽象为极端的两类：第一类作为劳动力（L）存在于衣食住行的再生产世界里；第二类在完成第一类基础上进行人的素质提升的消费，即作为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C(H)存在于由教育、文化娱乐、体育、情趣等知识或精神的再生产世界里。显然，在现实世界中，每个消费者都是作为劳动力（L）存在和作为广义人力资本C(H)存在的集合体，因此，我们的合理抽象进一步假设为：如果消费者消费结构中第一类占较重，那么他属于劳动力（L）那一类，作为通用技术部门的要素投入存在，与物质资本（K）在生产过程中相联结。相应地，如果消费者消费结构中第二类占较重，那么他属于广义人力资本C(H)那一类，生活在同样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和精神世界里。

　　我们把消费的国际分类6-12项中的四项——即：6.健康、9.文化娱乐、10.教育、12.杂项，定义为广义人力资本C(H)，余下的消费项定义为劳动力（L）或劳动力再生产——即：1.食品饮料；2.酒精、烟草、品；3.服装、鞋类；4.住房、水电、燃料；5.家具及住房维护；7.交通；8.通信；11.餐饮住宿。

　　知识生产部门是为了有效开发利用广义人力资本C(H)的部门，这个部门以其内生性、外溢性、主导性，替代通用技术部门成为增长的动力源泉。

　　首先，知识部门自身价值创造具有内生性。即广义人力资本C(H)越多，作为抽象个体的C(H)之间的互动联系越大，知识部门扩张的动力就越大。与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性质不同，广义人力资本C(H)消费不是“消费掉”，而是体现为知识创造，因为人力资本C(H)消费不是排他性的物品消费，而是互动性的“人对人”的消费“增进”（共享而非排他），通过交流互换来增进各自知识。消费的本身即生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其次，广义人力资本C(H)的相互作用形成知识过程，具体表现为知识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从通用技术部门看，随着收入增加，该部门消费支出比重同食品支出比重一样不断下降，而真正消费比重不断提高的是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本质上有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过程，更一般化的理解就是知识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过程。比如：你写书现在被定义为知识生产，我看你的书，是消费过程，而且看你的书同时提高我的人力资本，我也因此写了本书，而你又消费了我的书，等等。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更趋向于一体化，模糊了工业化时期的分割。

　　再次，知识部门对于通用部门具有溢出效应和过滤作用。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看，消费者对通用部门的物质产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具有饱和性，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生产规模刚性约束不可避免。这是传统资本驱动增长的特征。为了保持增长不得不持续增加物质资本（K），压缩消费数量（C），并导致结构性的增长失衡（C越被压低，广义人力资本C(H)的产生越不可能，消费模式就越来越陷入低层次之中）。而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典型如创新动力的注入，在抵消资本效率递减的负向冲击的同时，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本质量，而且有助于增进劳动力（L）的消费和再生产能力，促使更多劳动力（L）转换为广义人力资本C(H)。其结果是，一方面通用技术生产部门结构升级优化，另一方面知识部门因为新的C(H)的加入，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对生产模式具有“过滤效应”和优化功能，知识过程在提升通用技术结构时，过滤掉了低层次生产环节。

　　最后，知识部门在创新增长中具有主导性。当广义人力资本C(H)之间的这种互动存在时，由于消费过程中生产性的存在，相应的知识部门的产出已经不再是C(H)的简单加总，而是大于C(H)的增值。随着经济社会中消费结构的变动，当消费模式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精神这种较高层次时，知识部门扩张的动力就越大，其增值潜力也就越大。类似于突破传统农业社会“贫困陷阱”需要物质资本“大推动”——形成了工业化主导之下的经济增长，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和结构性减速困境，城市化时代的经济增长同样需要与大众消费模式最有活力的部门——知识部门来担当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新增长函数中通用技术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动态变化角度，可以对国际间的产业升级和雁阵增长传递模式进行新的解释，核心是把这种动态变化视为知识过程，从而得到了诸多新的启发。

　　首先，生产模式应当与消费要求相适应，即需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生产模式优化。与高级化的消费结构相匹配的知识部门的存在，其自身具有价值创造的生产特征，因此，它的出现是打破传统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的重要表征。在理想的演替条件下，消费模式存在“劳动密集产品消费-耐用消费品消费-知识技术产品消费”的消费升级，生产模式应当与这种要求相一致。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对称性的直观案例，可由图2的产品组合点（a,b,c）表示。

　　其次，国际分工中的雁阵增长模式实质上也是一种知识过程，其机制来源于过滤和外溢效应。发达国家知识部门扩大的同时，逐步淘汰掉了效率低下的通用技术部门的生产环节，这些低效环节由于外溢或扩散效应，漂移到工业化后发国家并与劳动力（L）结合。由此，国际间形成了发达国家垄断知识生产部门，而后发国家只能在低层次通用技术环节上生存的国际分工。

　　再次，上述知识传递的雁阵过程，也体现在各国的广义人力资本份额上。如图3所示，第一层级以知识部门最发达的美国为代表，1990年代以来广义人力资本比重已经超过衣食住和家居消费比重，表征了消费模式中知识消费的典型跨越。第二层级是以韩国为代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广义人力资本表现出持续的提升。第三层级是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情景，广义人力资本在消费中的比重处于长期压抑的状态（尽管弹性很大）。

　　最后，可以得出的启示是，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增长阶段的跨越，知识部门的效率和广义人力资本成为关键。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就是利用了这种性质并使得知识部门的作用有效发挥，而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却压抑了这种“资源”，就像“贫困陷阱”中的国家压抑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而不知道如何使用那样。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经济体都无法不面对知识消费及其“过滤效应”了，只有通过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生成，整体经济效率才能不断得以改进。

　　在中国经济追赶过程中，政府干预下不断强化通用技术的使用和扩散，导致对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抑制了消费，阻碍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迫使经济在转型阶段徘徊于“投资扩张—效益递减”的循环。这种无效率增长，增加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削弱了未来发展潜力。其主要表现如下。

　　从纵向的部门或行业梯度看，现阶段中国工业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演替的过渡时期。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的快速转型而言，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历时较长，且工业化的外部技术依赖程度较大，因此纵向结构优化的内生动力先天不足。这种问题的发生，显然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配置方式和资源使用方式有关：政府对工业化的超强干预使得大量资源向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配置，资源使用方式表现出强烈的“重视物质资本、轻视人力资本”特点。如图4，近十年来，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比重尽管表现出下降趋势，但仍具有约50%的比重，相应投资（或资本支出）比重约为40%。与其资本规模对比鲜明的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本效率仅为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一半。上述事实意味着，大量新增投资被持续注入到低效率的国有控股部门，即使这些资本的利用效率达到全行业平均水平，也可促使工业部门整体效率提高约1/3。进一步，选择性融资支持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大多集中于重化工业行业，因此其绩效表现基本代表了中国工业结构升级过程的不佳效率状况。

　　从横向的部门或行业联系看，作为工业化向城市化过渡的重要现象，现阶段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涌入传统（低效率）服务业部门，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承担了投资的主要部分。就中国转型时期的物质资本效率来看，全社会总体物质资本效益的下降——不论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均与这种发生在过渡时期的投资配置方式有关。中国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及规模扩张，如果仍然像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样，只注重物质资本数量的配置，就不能为生产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再者，受其本身可贸易性的限制，传统服务业部门规模扩张能力有限，相应规模效率和“干中学”的池子较浅，因此，服务经济主导之下投资增速不可能很快。现有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本驱动模式，在经济趋向于服务化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发展阻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普查年鉴2004》。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相对资本效率=(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比重=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资本支出=本年固定资产原值-上年固定资产原值。

　　从投资与消费相联系的角度看，消费从属于规模扩张的生产需要，大致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低消费、初等人力资本充斥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这个阶段对物质资本积累的强调无可厚非，它不是基于理论假设而是基于经济现实，投资的目的是开发人口红利，并通过 “干中学”过程培育学习能力。消费结构仅仅囿于吃穿住行等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效率改进也只能建立在投资基础上，因此通过压低消费来换取物质资本增长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其次，是恩格尔系数降低、中等人力资本比重提高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此时，物质资本积累建立在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之上，增长过程对半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干中学”效应逐渐趋于最大化，经济走出贫困化。在第二阶段，虽然恩格尔系数大幅降低，但消费依然被压低在再生产半熟练劳动力的水平上。投资对消费的替代，能够实现物质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达到更高的追赶速度，与低消费水平相应的中等人力资本积累，也能够满足外部技术运用的需要。

　　到第二阶段后期，工业化规模扩张的体制模式和生产模式已经基本定型，前述资本驱动的效率递减问题将会发生，政策和增长路径也将面临再次选择，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阶段，消费不足所导致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将会凸现出来，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人力资本不足具象为人力资本结构的扭曲，出现了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现象。

　　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工业化过程的长期追赶中，存在人力资本结构的梯度升级，特定时期的产业结构与特定的人力资本梯度对应，三种人力资本模式分别为：（1）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模式，表现为高等教育比重大，中等层次人力资本向高等层次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历时短，各层次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与数量的普及同步。（2）中国模式，经济增长基本处于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的主导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资本分布的绝大部分比重。（3）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模式，特征是初级教育劳动力的比重较大，中等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过低。如表1，与日本、韩国比较起来，中国主要储蓄者（35-54岁劳动力）中等人力资本比重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上升，2010年达到64%的水平，而日本、韩国在接近60%的水平时，已经发生了向高等教育普及的飞跃。中国主要储蓄者中，高等人力资本比重在2010年不到6%，相当于日韩1970年代的水平。换句话说，处于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升级门槛、处于工业主导增长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型门槛的中国经济，几乎完全由初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支撑，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障碍，总体经济创新机制和知识过程的构建，是不可能由不到6%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来完成的。

　　从效率改进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垄断条件下人力资本流动的负向激励相应：一方面，低效率的垄断生产性部门比竞争性生产部门集聚了更多的高等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非生产性的行政事业单位吸引了大部分高端人才。理想情境下，如果类似人力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得到有效使用，经济效率改进的前景可能更加具有确定性。

　　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突破了“贫困化陷阱”，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但经济的“大推进”，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政府干预体制以及资源配置扭曲，也伴随着严重的效率低下和不可持续问题。与以往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不同，现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协同，广义人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应成为新增长动力。因此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弱化干预、强化协调，加快推进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释放新供给要素，培育新型知识生产和消费机制，实现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已成为应对这种历史条件变化的必由之路。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1.打破政府的选择性融资支持和隐性担保机制，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改革的重点在于：切实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各司其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人力资源流动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的分工深化、创新外溢渠道。建立健全专利保护体系，鼓励国内创新实践。

　　2.直面广泛存在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推进“科教文卫体”事业单位改革，释放新供给要素，提高服务业质量。过去三十余年，由于对工业部门增长的强调，导致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把服务业置于工业化的辅助部门发展，进而导致服务业发展只注重规模，不注重质量和效率，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持续拉大。就现实来看，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很多部门，一部分存在于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以其垄断力吸引了很大一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但是又不能提供较高的生产效率。为此，需要把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盘活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外部性，培育核心竞争力。

　　3.推进产权、财税、金融改革，增进通用技术部门绩效。首先，推进国内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高速增长时期依赖要素驱动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经济减速时期由于技术进步滞后面临窘境，其中一部分企业可能已经失去效率增进潜力，或者不能适应创新要求。要通过国有经济混改，加快企业重组、清理以释放出资源，用于改善国内产业环境。其次，重组地方债务，把资本资源向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倾斜。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适当加大更有益于人力资本增进的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培育可持续增长潜力。为此，中央政府应该按照项目期限、收益率、项目的经济外部性和功能性特点，发行低利率的长期特别国债，对地方社会基础设施资产进行购买，同时推动推进地方政府的行政和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再次，推进有利于释放新供给要素的财税和金融改革，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向城市化和服务、消费主导增长的转型，大规模工业化时期那种银行信贷主导的资本配置方式，将逐步转向资本市场主导的配置方式，以推动“创新能力”发展。

　　蔡昉，2013：《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第11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第11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经济研究》第10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